灯火已黄昏

全国十大可雷人标语：

2009-03-11T13:42:00.000+08:00

1、河南囯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2、铜仁某屠宰场：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3、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

　　4、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5、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6、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7、重庆人和镇某配种场：人和狼狗配种场。

　　8、浦东新区：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呼市旅游广告：忽视谁都别忽视呼市，忽悠谁都不许忽悠游客。

　　10、上海有线电视：一次性交150元，全年96套任你选

中青报·冰点:可怕的是只有两种声音

2008-11-05T18:31:00.002+08:00

推荐理由：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有如此清醒的文章，实在是国之大幸！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种极端言论的出现比没有声音已是很大的进步，也许这是言论自由的必由之路吧，希望网络上的声音更加多元。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萨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独”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一突变，显然让某些“逢中必反”的中国人气急败坏。在国内某一著名的极右翼论坛网站上，在第一时间转贴的国外有关新闻报道之后，全是网友们对于造成这一局面的金晶（当时还误译为“金京”）的切齿痛骂之声。最轻的是讽刺“你回国以后可以有工作了”，最重的是难以转述的对于女性的人身攻击，重复最多的则是这样的质问：“你身残脑也残吗？”在前三页的几十个跟帖中，没有一个网友对金晶表示同情，对袭击残疾女性的人表示愤慨。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独’，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同一时间，被一拨人捧到天上却被另一拨人拍到地上的，还有那些参加了反对藏独、支持奥运游行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们。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几个左翼的思想论坛上，他们受到了网友们几乎一致的喝彩。而在另外一些网站上，他们遭遇的则是几乎口径一致的辱骂：“赶紧滚回来，别在外边丢人！”“中国那么好，你还出去干嘛？”甚至有人“检举”那些已加入外籍的华人已经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你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美国，为什么还参加支持中国的游行？”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国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那位著名的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因该同学同情“藏独”，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辱骂不休。而某个海外组织则马上就给她发了奖。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独”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 hina（回中国），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独”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独立思考”，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王兆山的词与焦国标的诗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在中文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热情洋溢的关于美国的颂诗：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中秋感怀

2008-09-15T16:34:00.001+08:00

年年岁岁花相仿，
弟兄何日再信阳？
人云月是故乡明，
我言月明在他乡。

男人性能力猛进，杨振宁当爹了！(转帖)

2008-09-07T21:37:00.001+08:00

长江论坛消息：最近，杨先生向新闻媒体证实，翁小姐已经怀上了。面对镜头，杨先生高兴之情洋溢于表，头颅骄傲高昂，如同翘起的阳具。而翁小姐也在旁边娇羞证实，孩子的确是杨先生的。这件事情的出现，引起的震动不亚于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　
　　
　　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人民的体质大大地增强了，说明中国男性公民的性能力大大地提高了。说明“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彻底不要了。说明我们已经补过伟哥了，我们已经雄起了杨老获得过诺贝尔奖，为全体中国人争了光，这一回，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向二十几岁的少女开枪，居然还能生出孩子，又一次为全体中国人争了光。　
　　前者是表明，中国人精神上脱贫了，后者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肉体上也富裕了。听到收音机里那些卖壮阳药的江湖骗子我就来火，说什么男子到了四十以后，性欲会逐渐减退，六十以后，能勃起都是一个奇迹。放他母亲的骡子屁，杨老的成功，有力地抽了那些＊＊一记耳光。别说六十了，就算是八十岁，我们杨老一样能收放自如，枪枪中的。我怀疑那些卖壮阳药的都是美特日奸，是花钱来诋毁中国人性能力的，好象中国人都面对白花花的女人肉体而束手无策似的。　
　　
　　如今，杨先生以实际行动，教育了一下世界范围内敢于轻视中国人的那些杂种，告诉他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是靠两条腿，而是靠三条腿。三条腿一样结实，一样稳健。虽然，杨先生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一直生活在美国，享有美国国籍，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毕竟，他没有白种人的基因，也没有黑人的血统，他的父母都是纯正的中国人，目前，他还住在中国，靠吃中国的大米和猪肉生活。他杰出的性能力，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是中国日渐强盛的一种象征，是中国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剽悍角色的一种体现。我们不说中国人的性能力越来越强了，然道说，美国人的性能力越来越强了？最低限度，我们也应该说，我们中美合资的产品性能力越来越强了。　
　　
　　这样的事情，给我们全体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日本人寿命是比我们高，但寿命长管什么用呢，乌龟还活千年呢，关键是要活得有质量。七十以后就没了性生活，那和等死有什么区别？以杨老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活着，越来越精彩，越来越超乎你想象，让小日本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他们下次拍A片都不敢脱裤子了，怕小牙签刚露出来，杨老看见都笑死了。　
　　
　　以后请不要再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陈旧的历史了。今天的中国人民，正是一个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代，人人手持钢枪，雄赳赳，气昂昂的向着二十二世界大踏步向前进。伴随他们的必然是《红色娘子军进行曲》：“向前进，向前进，妇女的仇恨深，战士的任务重。。”

五一---家乐福？！

2008-04-29T21:27:00.005+08:00

QQ群上流传:
“最新消息，真实
中国出狠招了。中国的所有搜索引擎都无法查找 '家乐福'的有关消息，中国全面封杀家乐福 .在百度上搜索“家乐福”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google上的结果为：“无法访问您所搜索的信息,请返回 google.cn 查询其它信息.”yahoo上结果：“您输入的关键词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不过sousou上结果为：“抱歉，找不到与“家乐福”相符的网页”在目录里面可以搜到一些网站，不过都上不去...有道上结果为：“抱歉，您搜索的内容有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搜索结果将不能被显示。”新浪iask上结果为：“对不起，没有找到匹配家乐福的内容 .”

看到这则消息后，本人马上打开各搜索引擎，所言非虚。
但感觉有人对这则消息理解有误。
政府之所以封杀关于家乐福的消息，不是要全面封杀它，而恰恰时要保护它。马上就五一，政府担心有人会更疯狂的宣传抵制，所以让愤青无法成气候，这招挺很，符合中国一贯的作风，很黑很拆那。在web2.0时代，政府的一些做法很过时很落伍。我想其实政府倒不是惧怕愤青的力量打到了家乐福，而是惧怕愤青的矛头指向了自己。从抗议老美炸我使馆到03抵制日货再到近日抵制法货，愤青的力量是越来越大了，从提议到形成战斗力量的时间在缩短，战斗力在提升。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个势头最令谁害怕？

羊皮卷之七------我要笑遍世界

2008-04-24T07:42:00.002+08:00

我要笑遍世界。只有人类才会笑。树木受伤时也会流“血”，禽兽也会因痛苦和饥饿而哭嚎哀鸣，然而，只有我才具备笑的天赋，可以随时开怀大笑。从今往后，我要培养笑的习惯。笑有助于消化，笑能减轻压力，笑，是长寿的秘方。现在我终于掌握了它。
我要笑遍世界。我笑自己，因为自视甚高的人往往显得滑稽。千万不能跌进这个精神陷阶。虽说我是造物主最伟大的奇迹，我不也是沧海一栗吗？我真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我现在所关心的事情，十年后看来，不会显得愚蠢吗？为什么我要让现在发生的微不足道的琐事烦扰我？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能留下多少日落的记忆呢？
我要笑遍世界。当我受到别人的冒犯时，当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我只会流泪诅咒，却怎么笑得出来？有一句至理名言，我要反复练习，直到它们深入我的骨髓，出口成言，让我永远保持良好的心境。这句话，传自远古时代，它们将陪我渡过难关，使我的生活保持平衡。这句至理名言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
我要笑遍世界。世上种种到头来都会成为过去。心力衰竭时，我安慰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当我因成功洋洋得意时，我提醒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穷困潦倒时，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腰缠万贯时，我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是的，昔日修筑金宇塔的人早已作古，埋在冰冷的石头下面，而金宇塔有朝一日，也会埋在沙土下面。如果世上种种终必成空，我又为何对今天的得失斤斤计较？
我要笑遍世界。我要用笑声点缀今天，我要用歌声照亮黑夜。我不再苦苦寻觅快乐，我要在繁忙的工作中忘记悲伤。我要享受今天的快乐，它不像粮食可以贮藏，更不似美酒越陈越香。我不是为将来而活。今天播种今天收获。
我要笑遍世界。笑声中，一切都显露本色。我笑自己的失败，它们将化为梦的云彩；我笑自己的成功，它们回复本来面目；我笑邪恶，它们远我而去；我笑善良，它们发扬光大。我要用我的笑容感染别人，虽然我的目的自私，但这确是成功之道，因为皱起的眉头会让顾客弃我而去。
我要笑遍世界。从今往后，我只因幸福而落泪，因为悲伤、悔恨、挫折的泪水在商场上毫无价值，只有微笑可以换来财富，善言可以建起一座城堡。我不再允许自己因为变得重要、聪明、体面、强大，而忘记如何嘲笑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我要永远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只有做回小孩子，我才能尊敬别人，尊敬别人，我才不会自以为是。
我要笑遍世界。只要我能笑，就永远不会贫穷。这也是天赋，我不再浪费它。只有在笑声和快乐中，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成功的滋味。只有在笑声和快乐中，我才能享受到劳动的果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失败，因为快乐是提味的美酒佳酿。要想享受成功，必须先有快乐，而笑声便是那伴娘。我要快乐。我要成功。我要成为世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关于毛ZD的一个细节

2008-04-11T22:44:00.005+08:00

近日读报，被一个细节所震惊。文章名为--《毛ZD的“强国梦”——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及影响再解释》毛还是重新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了。但又要打，又不想弄坏中美关系，结果就出现了叶飞等人回忆中令人颇感奇特的那个场面：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要我（叶飞）去他的住处……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汇报完了，他（指毛主席）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MD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

以前对毛是非常尊敬的，即使后来随年龄及阅历的增长获知许多对其不利的资料，但从未对其反感过。因为我始终认为毛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不含杂质的爱国者。但当我读到这个细节时，我很震惊，突然对毛产生了一丝不快，可以说是反感。毛在我心中的基石坍塌了，因为他的话语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那种感觉令我窒息。
毛炮击金门的主要用意是来敲打美国，用中国人的血让美国意识到他的存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即使罪大恶极，毕竟同是炎黄子孙，同是华夏儿女。只炸中国人不想扎美国人的想法充分暴露了毛的懦弱，毛并不是官方宣传中的那么强硬，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亦是投鼠忌器，这一点和蒋介石并无二致。

敬告极右的人们

2008-04-10T08:03:00.001+08:00

当自由主义者站在具有道德优越感的中立立场，不自觉得已经充当了别人的马前卒，可悲的是一些人依然会以精英居高临下的姿态并以殉道的悲情意识我行我素。其实当下右派知识分子已经无意识的滑向极右，我不否认我的自由主义立场，因为我坚信历史会惊人的相似，总会一天极右的精英会被中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极右们已经忘记了自己首先应该是个中国人，然后在此前提下对政府的批评才能赢得国人的尊敬。

河南省南乐县4.6爆炸

2008-04-08T19:48:00.000+08:00

2008年4月6日下午5点左右，河南濮阳南乐天润化工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
当晚，我陪同事吃饭，感觉地震动一下。大约五分钟，消防车经过。大约二十分钟又有消防车经过，据悉是邻县清丰消防的支援，十五分后陪同事回单位，见三辆消防车经过，濮阳市的。据说共九辆车。
当晚获悉，爆炸的是天叶化工厂。爆炸原因卸载原料时操作不慎。死亡人数不详。当晚岳古村、后陈家、姚庄等村民自发撤离村庄。姚庄受害最重，居民家的玻璃全部震碎，铝合金窗户全部扭曲。村庄附近温度很高，4月7号依然无法进入。
另悉，爆炸时把一个装满化学物质的大罐炸飞至附近居民的房顶上，罐内物质不详。
4月7日，早上南乐县城有雾霾出现，准确来讲是霾。必定是爆炸后的化学物质漂浮于空气中。在户外呼吸，喉咙有灼烧感。后据同事讲，4月7日早上又一大罐爆炸。当天早上、中午有消防车声响起。

官方：
4月6日下午6时左右，南乐县天润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生产事故。据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在公司的卸料车卸料过程中输料管破裂，原料外泄，引燃了成品库和原料罐。有3名工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南乐县政府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县委书记赵国强、县长吴新普、濮阳市安监局局长李光耀、副局长王荣奇、市消防支队队长邢明典等到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市消防支队和县政府办、公安、安监、质监、环保、消防、交警、卫生和企业服务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伤者及时送往医院，制订实施灭火方案。
目前，火灾已得到有效控制，县政府已成立了由安监、质监、环保、监察、公安、工会等部门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即将开始调查。同时，县政府抽调安委会各成员单位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县危险化学品和压力容器行业进行专题督察，重点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企业进行全方位排查，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传言：1.2008年4月6日下午5点左右，河南濮阳南乐天润化工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现据可靠消息得知死亡48人，医院抢救人员不明，对周遍地区危害不明，经济损失不明，该化工厂生产二氧化硫等危害化工产品，望国家给与重视。
2.该化工厂位于国道106线485公里附近西侧，爆炸时我路过那里，爆炸后有毒气体扩散，我现在还头疼头晕，据当地人说，那里类似的化工厂还有多个，污染都很严重。
3.可恶。2百亩小麦全毁。死了一人。重伤3人。方圆五公里燎无人烟。
4.什么啊。48人？楼主真会胡邹，我是南乐的，是伤了2人好不好，都没生命危险。。
不过散发的气体是有毒的没错，3公里内人、动植物都有危害性。。。
5.事故属于意外事故不是化工厂爆炸了是运输汽车发生以外事故! 受伤三人得到了及时救助..属于轻度烧伤/ 汽车爆炸后爆炸的气体对人体并无危害 /事故现场以得到控制并没有安全隐患!
6.不要瞎扯了，我是当时参与救火的消防战士，给你们一个最具权威的答案：大火共救了30个小时，受伤三人，现在正在治疗。
7.昨天下午五点左右，南乐县后陈家一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附近村民已全部疏散，现场也被戒严，目前伤亡人数不明。据了解，该化工厂是亚洲厂生产的是剧毒液体聚丙烯最大厂家，事故发生时，巨大的罐体飞了几公里后落在一村民房内。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本网将进一步了解事故进展。

关于西藏事件的一点副作用

2008-04-04T15:38:00.000+08:00

数月以来，BLOGGER被封，在大陆无法打开。
西藏出事后，竟然可以浏览了，怪哉。百思之下，大悟，政府意识到适当的开放言论天塌不下来。
没想到，坏事中竟然有好事。

为什么我的网站被封？

2008-02-18T14:33:00.000+08:00

为什么我的网站被封了？
我的blogger又打不开？真不知怎么回事？
好久没有登录了。
毕业半年，从未在任何网站发帖，也从未长期潜水，似乎这一切都随大学时代的终结而成为记忆。
电脑有了，比想象中的还好，但似乎也没当初那样的激动了。
是我忙了还是我变了？

告别大学之二

2007-05-27T20:41:00.000+08:00

人生若浮云，
四年难再寻。
桃李春风日，
何处见故人。

告别大学之一赠艳娟

2007-05-27T20:32:00.000+08:00

四年弹指间，
聚散本随缘。
纵无江湖书，
不忘吾妹颜。

有感国家大歌剧院一事

2007-05-27T09:58:00.000+08:00

近日收到朋友来信重提反对国家歌剧院设计方案一事,我仔细看了名为＜是否要拆（炸）掉国家大歌剧院----批评文章汇编＞的文章，感慨颇多．我个人不喜欢国家歌剧院的设计,的确丧失了中国传统之美.但我更反感反对派的强烈措辞,甚至有人身攻击和恐吓的成分,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代表一个国家的最上层的文化水平,令我失望的是,我仿佛又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我坚信,将来一天我们依然会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当然前提是这些东西是真的.
我想起当年法国建埃菲尔铁塔时,大部分巴黎名流都陈书反对,莫伯桑甚至威胁要搬出巴黎,然而今天它已经成为巴黎标志性建筑.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没有包容心的话,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从慰安妇想到的

2007-05-08T09:21:00.000+08:00

敢于面对伤疤的人是最勇敢的人！
敢于面对苦难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我们已经有了周粉英先生证明我们的民族具有勇敢的因素，耄耋之年她注定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然而，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的行为将最终证明我们的民族的伟大或是低等！牢记苦难是为了避免苦难的重演，铭记屈辱是为了坚定的走向自强。如果我们牢记历史是为了武力复仇只能表明我们民族的低等！我们要证明我们民族的伟大必须要自强，从经济到文化再到政治。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意淫，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我们的民族拥有数千年的辉煌的历史，拥有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拥有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架构，拥有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然而，今天，看一下我们的民族吧。经济不如人，我们的兄弟姐妹大部分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加班加点的苦苦支撑。文化不如人，其实不是不如人，是我们自己在糟蹋我们的文化。政治就更不如人意，缺乏竞争活力的机制，监察的缺席和民众政治意识的不觉悟。我们的民族啊，我们怎样才能自强啊？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向何处去？

认识新儒家之冯友兰

2007-05-02T20:53:00.000+08:00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建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转载南方都市报社论：叶利钦最大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

2007-04-26T21:47:00.000+08:00

不必等待时间的裁决，叶利钦注定是世界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他的一生如此丰富，以致在他驾鹤西去之后，各种人士都可以从中找到原料来烹制自己的美味。纵观国内舆论，要么洋洋洒洒地描绘着他的传奇故事，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演绎成以权谋论和厚黑学为理论基础的宫闱倾轧，要么重复着激进改革祸国殃民的老调，不顾一些学者早已深入论证其谬误，过分功利地急于为己所用。我们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足取，而必须站在人类历史的跑道中，回头检视叶利钦的政治遗产，这时你会发现他的成败功过都维系于面向自由的姿态。
叶利钦政治生涯中最动人的身影，是在1991年苏联发生“8·19”政变之际，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戒严坦克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反对政变者复辟专制铁幕的企图。他的勇敢、坚定和激昂的声音，成为历史关键时刻的一面旗帜，让那些在政变中迷惘无助的人们，让这个天空刚刚现出一缕曙光旋即又被乌云遮蔽的民族，清晰地听见了自由的召唤。他虽然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敌，这种姿态却使他成为戈氏新思维精神的传承者，也使他获得了一生中最大最宝贵的政治资本。在那一刻，坦克上的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民族新的雕像，其光芒远远盖过了政变的对象戈尔巴乔夫，成为叶利钦时代的真正的起点。
 叶利钦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在集权专制留下的荆棘丛中，带领俄罗斯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尽管他大权牢牢在握，并不时重蹈旧时代的积习，但是他义无反顾地，为国家带来了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市场、自由的选举和自由的市民社会。他使俄罗斯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也使别的十多个民族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自由。尽管他的市场经济功败垂成，但是他实践了一次公正的机会，建构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他没有带领国家走向公正，也没有引导人民达到自由，但是他强化了公正观念，打开了自由之门。
 人们习惯于认为，叶利钦是一个破旧有功而立新乏术的人物。如果历史地看，其实破旧本身就是立新的一部分。打破70多年的旧体制，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在他执政5年之后，俄罗斯人终于放心地说，我们不会再回到旧时代了，因为权力监督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他本人也时常在权力的宝座中摇晃。这是对他的政治成就最大的肯定，也是破坏本身就是一种建设的行动、摇晃是一种真正的稳定的现代观念的证明。
 叶利钦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正是在于他没有始终坚定自由的姿态，没有彻底地兑现自由的承诺。他作为一个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政客，一旦爬上权力的巅峰，身上带有的种种旧习随时都在发痒。有人认为他的一些行为是被迫的，那么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建设新时代的广场时，他没有能够彻底地清扫旧时代的瓦砾，甚至随手捡起瓦砾来打人。
备受争议的是他的经济政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引发了人们对所谓“休克疗法”的反思。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从私有化程度说，俄罗斯不如民主德国；从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看，它不如波兰等东欧诸国；从市场经济的深入化看，它甚至不如中国。因此，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是一个难以讨论的伪命题。越来越清晰的是，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是旧有的权贵势力而不是市场新兴力量形成的寡头经济。这些寡头统治，阻碍了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剥夺了人民自由创业的机会，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使得叶利钦的政治声望一步步走向低谷。
 正如一些学者敏锐地指出，最后使政治强人叶利钦陷入四面楚歌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他对自由民主的背叛，企图建立新权威主义。但是他所主张的自由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他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已经让反对派足够强大，他的旧时代政客风格总是面临质疑，他的独断倾向总是遇到抵挡，他所放任的寡头经济最终使自己尝到了苦果，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关头，他不得不作出一个交权的选择。他的交权，是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权谋。一个掌权者必须通过提前退位来确保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这本身就是对民选政治的一种尊重和依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利钦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如释重负地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作了一个最后的注释。

（转载）每个人的华为都在沦陷

2007-04-26T21:38:00.000+08:00

2．
　　华为曾经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我曾穿着雪白的衬衣，在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与一群初出茅庐的年青人，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任老板那时候还是个传奇人物，他讲话的风格和经历，都颇得一般员工的敬意。甚至某些洋溢着过分自豪感的员工在逛街时，都舍不得摘掉自己的工卡。周围的同事，也是名校居多，又对技术颇有深意。我于是就这样，在小心翼翼中，开始了研发岁月。
　　
　　世界形势变化很大，东南亚发生了大海啸，伊拉克发生了战争。公司成立了降成本的子公司慧通。我诧异于百草园永不停歇的晨练口号声，公司在以一个月一千多人的速度，招人。然而，辞职的朋友也开始多起来了。在华为，薪水一般不加的传言，却成了大家最窝心的体会。友商的人才时而被挖来，薪水却诡异而秘而不宣。加班太多。这时候，牢骚终于多了起来，我们关心的前途和价值都被公司用文化，口号敷衍。公司的文化由一系列口号来象征，外加一部“千手观音”的舞蹈和一部电视剧“亮剑”。公司大力僵化各种流程，其主要目的之一，却是要把我们都变成随时可以替换的生产线上的廉价螺丝钉。而在员工越来越厌恶这类说教的时候，政治部门却在极力维系着这些口号。
　　
　　这些口号之一，便是“绝不让雷锋吃亏”；然而在做为一个被认可的雷锋之前，任何人却还必须经历一个阶段，即“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
　　
　　这两句话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不完整。它掐头去尾。因为这一头一尾都不需要你考虑，你只需要填写中间的空白，即为公司奉献。就像一条鱼在案板上被斩去头尾，献上丰腴的肉身。你要么做为一个雷锋并被公司承认，要么首先接受“烧”的考验。如果你没经受住考验，那也是你的错。
　　
　　很遗憾，大多数人都没成为凤凰，包括那位殉身的新宇.胡。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年轻和热血在这里只是某些人致富的工具，我们付出的健康和汗水在“陈老师”们的傲慢和说教里沦陷的如此之早泻，革命的事业上我们随时准备被更健康的人替代，
　　
　　人们对华为的正面感情渐渐消去，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浮上天涯论坛。我的研发兄弟姐妹们，仍然在坂田这个偏远的小地方，把他们的音容笑貌藏在无数加班的夜晚里。走的人越来越多，而公司已完全不在乎。华为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代表一个精英角色的意像。而如今这意像已经开始破产，在这继续沦陷的时代，与中国整体拉美化，堕落为世界工厂，竟然同一个节拍。
　　
　　
　　3．
　　然而我不甘心，华为怎么能沦陷为又一个富士康。世界工厂，对我的祖国来说，只是一句催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龙华附近的工厂和农民房，看见幼稚的少年穿着厂服蹲在街边饮食小摊，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永远不要沦丧为给西方加工的工厂里，那每个机箱或者DVD中几角钱甚至几分钱的人力成本。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只会有数次。
　　
　　当年收编整个民间资产，用疯狂剪刀差盘剥农民建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形式下，今天大多早已荡然无存。教育改革已经失败，医疗改革已经失败。垃圾GDP疯狂增长，重工业却仍在凋谢，民族元气远远不足。用600元薪水在深圳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的广大台，港，日，韩工厂，在千万农民工兄弟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胞，青春和血汗，都化作了一块代工的主板，一个DVD中微不足道的人力成本。这样的工厂，这样的企业，也值得人民的感恩吗？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北大的博士教授有人说，把徐工，南孚这样的企业卖给外资是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而贪污和腐败，也曾经被解释为有助于将僵化的国有资产转化为投资。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学习印度大家都做软件外包，否则别无选择。在“新经济”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在樊钢，汤敏和张五常这类经济学家的鼓吹下，我的祖国开始了拉美化沦陷的进程。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世界工厂”的语境下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深圳充满了工厂，刑事犯和性工作者，以及更多消耗在血汗工厂里的少年。上百万人，靠着工厂里微薄的薪金和香港人的娱乐消费过活。政府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兄弟们除了进工厂以外别无选择，港台人在他们的论坛里眉飞色舞地谈论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媒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财富和年轻女子的欲望上。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引自百度百科）

2007-04-18T21:12:00.000+08:00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用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厘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入手：第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第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包括那些人？

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识分子的产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了一个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识到人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文化事务专家即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几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

因为知识分子仅仅掌握知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并不占有独立的地位，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某些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①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②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④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⑤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康菲诺综合出来的五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下句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便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更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

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或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俄国的intellegentsia的远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纪。与西方相对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算是源远流长，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中断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基本上是处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或“士”，他们在儒学的熏陶下具有一套传统。根据钱穆的意见，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诸子百家可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的“士”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引诱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特性在于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以内发式的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而不以成就知识为主题。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终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庄子，著书讲学也对政治抱有很大的兴趣。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二点基本差异：第一，中国的“士”不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的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织部称“科技干部”，人事部称“人才”。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国家公务员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如果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专业知识水平来看，无疑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许多人原来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但他们主要是管理社会，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就此而论，国家公务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凡是党政机关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

[转贴]贴着地面飞行的鹰：读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2007-04-18T20:28:00.000+08:0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对一道选择题：是继续进行国内阶级斗争，还是顺应民族主义浪潮、暂时同政府合作？选择的结果，右派压倒了左派，社民党表示同意政府的战争拨款行为，这标志着德国社民党的完全分裂，它和第二国际一起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给了43岁的罗莎·卢森堡又一次沉重打击。她不仅不能接受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和平”，而且进一步主张：德国无产阶级应当把反战斗争发展成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震动了欧洲，也重新激起了卢森堡的革命理想主义，她很自然地认为俄国的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既然俄国无产阶级可以超越推翻沙皇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其他欧洲无产阶级也能做到；要害在于，对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联合不能抱有幻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主张“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是导致领导集团分裂、革命失败的根源。卢森堡指出革命的生存规律是“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后面，并且被反革命扼杀。”革命中是没有静止状态的，为此，卢森堡把俄国革命同法国雅各宾派专政联系到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一样，激进的雅各宾派也是唯一能够挽救法国革命成就的政治力量。
　　那么，卢森堡是否从雅各宾派的迅速覆灭中预见俄国革命的前景呢？人们可否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为波旁王朝的复辟所颠覆的历史得出反证，即吉伦特派“温和的改良主义”才是当年法国的正途？显然，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忧虑比她受到的鼓舞更多，她意识到俄国所做的一
　　切绝不会是“完美的顶峰”，相反，人们甚至可以这样假定，“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最经得起风浪的革命毅力”所能够实现的，可能只是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
　　《论俄国革命》开篇的赞美和反思两种语气的交织很快就被后者完全取代了。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曲解了民主的涵义，错误地把对外的“民族自决权”视为民主的要求，而实际上，正是在协调俄国各民族的行动中党的妥协使得革命力量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基本自由却被冷落，民主主义所要求的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她毫不客气地批评托洛茨基的做法，后者以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不适应革命的发展为由，取消工人群众开展的民主选举。
　　在卢森堡看来，社会主义不可能废除代议制政体，“生动活泼”的公共生活必须通过民主制度得以营造。在工人群众的力量被领导者充分组织起来发动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初步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民主以代替旧的民主，绝不能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进而抛弃前者，否则就会重蹈雅各宾派的覆辙，因为后者实施的恐怖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表现。同时，专政理论也不能抹煞政治自由，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留给人民群众广大的政治参与空间，革命成功之后，执政党仍然要遵循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则小心翼翼地积累经验。所有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卢森堡写在页边的那句名言：“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卢森堡在狱中写下了这些思考，她似乎预感到在不远的将来俄国会浮现出一个“地上建立的天国”，这将比失败的暴力革命更为可怕。她为保存革命成果而献上的锦囊里装着“民主”的方子。顾准说过：民主不是和某个目的像联结着的，它只是保持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必需。
　　卢森堡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位人称“嗜血的罗莎”的最顽强的左派，以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现实态度提醒俄国和欧洲的同行：社会主义就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教条来引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专政。列宁的党在事业草创伊始便埋下的极权主义隐患就已被卢森堡察觉，悲剧发生之后，再也没人能阻遏了。俄国人痛苦地发现他们整整走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歧途，他们的导师指引了一条不归之路。
　　次年，卢森堡就在斯巴达克派的暴动中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遭到枪杀。列宁评价她时说：“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不能比鹰飞得高”。卢森堡没能等到振翮而翔的那一天，在她曲折的革命生涯的最后岁月里，还保持着贴着地面飞行的姿态。

认识新儒家之牟宗三

2007-04-18T20:03:00.000+08:00

牟宗三(1909-1995)，宇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于1927年人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76年又应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之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等处。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牟宗三是被人称之为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是当代港台新儒家中的重镇。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自言其为学经历三个阶段:三十至四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从事逻辑学、知识论和康德知性哲学研究;五十年代为第二阶段，研究重心转移至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六十年代为第三阶段，又转而从头疏解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家之学，而尤重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这以后，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
牟宗三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儒家中则又判定孔、孟、陆、正为"正脉"，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华，而其他则都是所谓的"绕开去"、"歧出"。他对宋明理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分，提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胡宏、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刘宗周是宋明理学中的九个代表人物，把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合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而为"宋明儒学之大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论语》、《孟子》为主;至于程颐和朱熹则是所谓的"别子"和"继别子为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
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牟宗三提出了"开出"说棗即本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坎陷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也就是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
牟宗三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其中重要者有:《认识心之批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的学间》、《名家与荀子》、《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中国哲学十九讲》、《时代与感受》、《康德的道德哲学》等，另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注》。

感谢朝阳

2007-04-11T16:31:00.000+08:00

感谢朝阳为我的BLOG找到新家.在我对BLOG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是朝阳支持我继续努力.感谢朝阳把我的文件精心的导出,并申请一个新域名和一个新空间.
谢谢,我将前行.

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

2007-04-11T16:05:00.000+08:00

南都社论

十年前的今天，作家王小波辞世。十年来，他的书一版再版，他的话被反复引用，他的思想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文风成为一种流派，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甚至有人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纪念活动。除了“作家”之外，生前没有其他头衔，身后没有组织追认，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完全以作品本身赢得如此殊荣的人，王小波乃绝无仅有。

王小波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人欣赏他的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的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正如他的遗孀李银河所说，人们喜欢王小波，首先是喜欢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自由是一个最美好的词，一个最美好的价值”。

王小波用他的生活和写作，去实践这种价值，传播这种价值。他让人们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既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拥抱理性与常识，也可以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人，是最具有判断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毋庸置疑，有人对自由怀有偏见，居心叵测地进行了曲解。而这些曲解，经过反复的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相当多的人认可、接受并传播。从个体心智上说，人们被暗示，自由可能导致放任和堕落；从社会组织上说，人们总是听说，自由与失序、混乱甚至动乱联系在一起。王小波以他的作品，并以他的为人和他的生活，向世人展示了一颗自由的心灵在思考着什么，在感受着什么，在渴望着什么，在给予着什么。在摆脱体制的束缚，获得自由的状态之后，他既没有吸毒，也没有上街，而是沉迷于思想的芬芳，驰骋于想象的旷野，并通过他的文字，将他收获到的美好与我们分享。他让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一个自由的人首先想要的东西是过美好的生活。

有人说，王小波只是一个特例，生活不是文学，社会不是空想，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更需要法律和秩序。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暗含着很多错误的判断。首先，强调王小波是特例，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既非理性且又缺乏诗意，这显然是一种歧视和偏见。其次，在谈论自由时强调法律和秩序，等于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在此我们要感谢王小波不仅创作了小说，还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通过这些杂文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而自然的追求，而且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利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秩序。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

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有人总是自鸣得意地说，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然而王小波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让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地道的废话。对于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世界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恰是最能体谅他人的人，最具宽容精神的人，最有协调能力的人，因此从来就不会要求绝对的自由。只有专制者才会渴望绝对的自由，这句话应该去说给他们听，而不必烦扰王小波及他的追随者。

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

凡是……

2007-03-19T08:06:00.000+08:00

凡是美国的所作所为叫做民☆主，

凡是中国的所作所为叫做专☆制，

凡是美国民众支持自己政府的，叫做体现民意，

凡是中国民众支持自己政府的，叫做维护☆独☆裁。

凡是美国民众反对自己政府的，就说，瞧！美国多民☆主，民众都有反对的权利！

凡是中国民众反对自己政府的，就说，看，中国多独☆裁，连自己的民众都反对！

凡是美国民众理性反对美国政府的，叫做民☆主权利，

凡是中国民众理性反对美国政府的，叫做反对民☆主。

凡是美国民众愤怒反对美国政府的，还是叫做民☆主权利，

凡是中国民众愤怒性反对美国政府的，叫做义和团或者愤青。

凡是反对美国政策的东方国家叫做独☆裁国家，

凡是反对美国政策的西方国家叫做“老欧洲”。

凡是美国经济发展，叫做经济复苏，

凡是中国经济发展，叫做中国威胁，

凡是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叫做正在衰退，

凡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叫做即将崩溃。

凡是美国增加军费叫做维护和平，必须欢欣鼓舞，

凡是中国增加军费叫做破坏和平，必须深表忧虑，

凡是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叫做维护稳定，

凡是中国在境内部署导弹，叫做非常不安。

凡是美国反对外国，叫做美国利益，

凡是中国反对外国，叫做排外主义，

凡是美国登上银河号，叫做全面核查，

凡是中国登上间谍飞机，叫做侵☆犯主权。

凡是针对美国平民的袭击，叫做恐怖主义，

凡是针对中国平民的袭击，叫做民族自决，

凡是美国反对恐怖主义，叫做反对恐怖主义，

凡是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叫做压制不同声音。

凡是美国对外动武，叫做推翻专☆制，

凡是中国捍卫领土，叫做改变现状，

凡是美国人说伊拉克人好，就叫做帮助建立民☆主，

凡是中国人说伊拉克人好，就叫做同情恐怖分子。

凡是美国在战争中死了人，必须牢记精确数字念念不忘，最好牢记姓名性别

凡是外国在战争中死了人，大概数字都不用记管他男女老幼国别种☆族，

凡是美国人不幸丧命就大叫大嚷“人☆权受犯”，

凡是外国人不幸丧命迫不得已说声“深表遗憾”。

凡是美国人质被抓，就怪恐怖分子，

凡是中国人质被抓，就笑网络愤青，

凡是美国人质被解救，就欢呼雀跃，

凡是中国人质被解救，就反问有什么可乐的？

凡是美国解救人质的努力，就编成传奇故事电影大片，

凡是中国解救人质的努力，谁敢叫好就是“歌功颂德”。

凡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那只是个别现象

凡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那是普遍情况

认识新儒家之熊十力

2007-03-13T21:10:00.000+08:00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晚年称漆园老人。湖北黄岗人。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早年入武昌新军，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湖北都督府参议。1917年赴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1923年因对国民党颇觉失望，愤然退出国民党，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1922年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特约讲师、副教授、教授。1930年起，逐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完成了“唯识论”、“新唯识论”，至1935年已逐渐形成新儒家学派。抗日战争初期到四川，宣传抗日，弘扬民族精神。1939年讲学于乐山复性书院。仍致力于哲学、中国历史研究、讲学、著述，1947年返回北京大学，1948年《十力语要》出版，后赴浙江大学讲学。
1949年9月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重回北大，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54年后，定居上海，专事著述。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写有专著23部，发表论文、扎记100余篇。其哲学思想集儒、佛之精义，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之积极研究成果，并努力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之积极成就，形成现代中国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海内外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著作还有《新唯识论》、《佛学名相通释》、《乾坤衍》、《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

认识新儒家之张君劢

2006-12-21T09:21:00.000+08:00

张君劢（1887～1969）中国政论家。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6岁入私塾，12岁与其弟张嘉璬同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17岁中秀才。1906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次年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10年毕业归国，次年任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返宝山任县议会议长。1912年与张嘉璬等组织民主党，同年迎梁启超回国，创刊《少年中国》，指出袁世凯十大罪状。1913年赴德国留学，1915年回国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参加起草宪法，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下施行宪政。翌年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在学术界引起“玄学与科学”的论战。1925年任政治大学校长。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1932年与张东荪等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出版《再生》月刊，宣扬国家社会主义。1934年与张东荪创学海书院于广州，并在香港创《宇宙》周刊。1938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发表《立国之道》一书，阐述其政治观点。1941年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1945年奉国民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同年8月，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他当选为主席。1949年在香港召开民社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与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密切合作。此后讲学于世界各地，从事学术研究。1951年移居美国。张君劢自称“徘徊于学术、政治之间”，阐明儒学而不忽略实际政治。
主要著作有：《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哲学发展史》、《思想与社会序》、《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著述

2006-12-16T12:05:00.001+08:00

梁漱溟

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

张君劢

主要著作：《人生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中西印哲学文集》。

熊十力

主要著作：《新唯识论》、《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

马一浮

主要著作：《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

冯友兰

主要著作：《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三松堂学术文集》。

贺麟

主要著作：《当代中国哲学》、《近代唯心论简释》、《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

钱穆

主要著作：《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双溪独语》、《朱子新学案》、《晚学盲言》。

方东美

主要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国人生哲学》、《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生生之德》、《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唐君毅

主要著作：《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人生之体验续编》、《中国哲学原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牟宗三

主要著作：《道德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

徐复观

主要著作：《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文录选粹》、《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及《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

杜维明

主要著作：《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

刘述先

主要著作：《文化与哲学的探索》、《中西哲学论文集》、《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

蔡仁厚

主要著作：《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的常与变》。

成中英

主要著作：《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世纪之交的抉择》、《文化、伦理与管理》。

余英时

主要著作：《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认识新儒家之钱穆

2006-12-16T12:00:00.000+08:00

钱穆（1895．7．30──1990．8．30）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迁，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抗战胜利后，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钱穆于1949年移居香港，并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也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钱穆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七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早年著《论语要略》、《国学概论》等，尤以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为学术界所瞩目。是篇引用大量证据，系统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谓古文经系刘歆伪造的观点。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列六国世系年表，持史实依据，以儒墨两家为主，对诸子生平师友渊源加以考定辨伪，经排比联络，使其条贯，揭示先秦诸学派思想流变辙迹。1937年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汉学源于宋学，"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这一卓尔不群的观点，批评近世学者每分汉宋界限，实则"不知宋学，则亦不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其学术地位逐渐确立。抗战期间，他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是书194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去港以后，陆续出版了《人生十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阳明学述要》、《秦汉史》、《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地名考》、《中国文学讲演集》、《论语新解》、《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史学导言》、《朱子新学案》（５册）、《孔子与论语》、《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８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孔子与世界文化》、《晚学盲言》等。钱氏著述经夫人与弟子整理，编订成《钱宾四先生全集》，1995年始在台北由联经出版公司陆续出版。全集共分甲乙丙三编，54巨册，其中甲编为思想学，、乙编为文史学术，丙编为文化论箸。

文革期间被毁文物部分清单

2006-12-16T11:43:00.000+08:00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两座800多年的古塔，什么都没留下来！

文明的退化？

2006-12-03T11:42:00.001+08:00

在一网站，偶然看到“流浪汉与乞丐女“当街媾合””事件。
详见：http://bbs5.news.163.com/society/1687433,835.html
有网友评曰：此乃文明的退化。正直之士更是义愤填膺纷纷鄙视。
文明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现在是不是文明社会？
我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相反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我认为儒家文明是中国本土文明的极致，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到今天的内在支撑。但是，我们现在舍弃了儒家文明，转而奔向看上去很美的资本主义文明。我们还没有走进现代，就匆匆忙忙折腾起后现代。所以，“我们”更不能忍受“我们”所认同非文明行为。“我们”是谁？是不是包括八亿多在底层生活的人民？他们刚刚摆脱了赤贫的生活状况，他们所恪守或者说认同的文明和我们的一样吗？
流浪汉与乞丐女“当街媾合”，既违背中国本土的文明的道德伦理，也违背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道德伦理。然而，它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不容质疑。在此事件中，流浪汉和乞丐女另许多文明人所不齿，可是还是有那么多的文明人打开手机记录了这令他不齿的一幕。我想问这是不是也违背了文明内在的准则？五十步笑百步，同样的不文明，何来文明！
请那些自诩为精英的人们挣开双眼正视我们的现实，请那些后现代的青年们低下你们高高仰起的头颅，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我个人认为令人焦灼的社会现实，不允许我们以调侃的语气漠视社会的扭曲。
我们处在伪文明社会中，我们自己必须做一个符合真正文明准则的文明人，然后去感染别人。如果你对资本主义文明不感冒就请你恪守我们的儒家文明的准则吧。

中国历史上的十六位愤青

2006-12-01T10:33:00.000+08:00

愤青，顾名思义，举凡愤世嫉俗、不平则鸣、有着强烈叛逆精神，且敢说敢干、勇于承担的青年，一般都可以划归到范围之中。愤青的本质特征是愤怒，前提条件是心态的年轻，想来大概是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愤怒的血性，才会义无反顾、不计后果。缥缈的《愤青史记》是为古代16位人物立传，按书中的次序，计有：陈亮、严蕊、汲黯、来俊臣、王安石、豫让、傅青主、韩信、王子搜、张籍、李克用、吴起、朱彝尊、盛唐诗人（王昌龄、王之涣、王翰、李贺、高适、岑参、王维）、庄子、屈原。这16个人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虽然作为不同、性格各异，而且后世对于他们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但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愤青精神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王羲之所谓：“夫人之相与，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即已活画出这16位人物的基本面貌。

现实中的愤青，那些个动辄就说中国可以说不的家伙，身上都有一些义和团拳民的味道，他们和那些动辄以人民的名义说事的老左新左们一样，都属于一得势就会祸国殃民的家伙。而缥缈书中的史上之愤青，实际上是一些狂狷之士，性情中人。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所以就有宣称“生不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的狂人，也有洞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置若素，德之至也”的智者。在汗牛充栋的正史野史文献中，这些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愤青，使历史变得生动、有趣。

在作者看来，愤青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为愤青，另一种是文化愤青。作者认为，可以看作是行为愤青的诸如汲黯和豫让，前者一生特立独行、不服天子政令，且敢作敢为、不假掩饰，始终保持愤青本色，甚至老而弥坚；后者则以武犯禁、忍辱负重，为报知己之恩，不惜“斩衣三跃”、士为知己者死。可以看作是文化愤青的诸如陈亮与王安石，前者固然豪情万丈、文采斐然，颇具大敌当前、纹枰论道之风采，但此人太多空谈、不知实务，最终还是“空留高咏满江山”；后者固然指点江山、激扬往古，提出并推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为人执拗、不知通融，终于还是因为“自视过高”而功亏一篑。

汉人精神发展史中特别卓尔不群的元素，也在这些愤青中的三个人身上得到体现。首先是庄子，他是汉人中最有智慧的人，关于政治，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关于知识，他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关于生活，他留下了千古名言：“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次是汲黯，他是士的代表，“士可杀而不可辱”，汲黯这样的大臣，和明清后只管做官的奴才，在精神上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读书人。最后是豫让，是侠的代表，其核心价值观是“义”。很不幸，明以后，汉人“士不士，侠不侠”。

我个人以为，缥缈的这本《愤青史记》，漏了两个很牛的愤青，一个是临刑前抚琴一曲，说“《广临散》于今绝矣”的稽康；一个是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

可见愤青虽然不乏超人之处，但因为他们的偏激与恣意，其初衷与最终能够达到的目的却往往大相径庭，与其说他们追求结果，不如说他们注重过程。正像作者说的那样：“从古以来，愤青革命，成功的次数较少，而说得上还算成功的人，大多并不能得到实惠，所谓‘名至而实不至’，最终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果单从这一点看过去，愤青与当今风靡一时的行为艺术倒也颇相仿佛。

愤青虽确有其自身难免的局限性，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更多的，还是那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张扬与进取的精神，那种“能为刺客，能为一种被太史公以及我们现代人所称扬的‘武侠精神’”。所以，无论怎样的愤青，他们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们有时的确因偏激而不近情理，但他们的出现，却是对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的一种矫正——没有愤青，历史会变得寂寞。

当今时世，乃是一个伪愤青大行其道的年代，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与裹挟之下，愤青云云，已然沦落为作秀与炒作的代名词——明眼人大概都能看出，《愤青史记》所谈的是历史人物，关注的却是现实。作者只是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通过历史愤青的作为，还原了被现代人扭曲的历史，同时，他也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真正的愤青精神。

看中国历代“革命”起义的口号

2006-11-27T20:55:00.000+08:00

夏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评估：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统治百姓极其残酷。这个话很有名，国人迎接商汤，放逐了他。虽然起义的具体事件不可考证，但是鉴于这个“口号”的激烈性，推定为有吧。
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
评估：这个口号确实厉害，当时还有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是啊，有种吗？为什么你享富贵我们内受苦！确实有煽动性。宋代统治者把它改造成“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看来皇帝还是有种的，但毕竟是让步了，并号召大家好好读书去，也算聪明。
赤眉军：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评估：樊崇是农民，不识字的，也学起汉高祖了，呵呵。这种强调秩序的口号虽然不如别的类型响亮，但是开宗明义，具体实在，很容易让百姓了解自己，支持自己。
李通：“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评估：汉朝时期迷信盛行，图谶、纬书流传，预言性的东西很时髦。这是“半仙”李通劝刘秀起义，给他打气的话。
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评估：这时候预言性的东西更吃香。张角是一个医生，一个老道，半个秀才。素质不错，组织能力很好，但军事一般。当时的东汉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是封建豪强都兵强马壮，如果不各地同时起事，没有成功的希望。
王薄: 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评估：隋朝末年，炀帝剥削残酷，大兴土木，巡幸游乐，徭役、兵役甚为繁重，民不聊生，终于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七年（611），炀帝为征高丽做准备，征发全国兵、民数百万，“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加上水旱灾荒，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首先在这里拉开。这个口号用诗的形式告诉民众——已经没有活路了！
李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评估：这是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因为李密也是社会上层，不可能象农民一样提出深层次的建议，而是从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上攻击。不过文笔是好，留下了一个成语：罄竹难书。
黄巢：天补均平
评估：黄巢“均平”的提出，在农民起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评估：随着历史经验的总结，农民起义口号的迷信色彩逐渐淡化，所提问题逐渐指向封建制度本身，而且越来越明确、具体和系统。
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
评估：相杨么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等贵贱”的口号，这次起义由钟相策划和发起，但起义正式爆发不久钟相即牺牲，之后五年的斗争都是在杨么的率领下进行了。在杨么失败后，降于岳飞的义军也都成了抗金的中坚。这个口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对政治地位问题提出了目标，即“等贵贱”。
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评估：元末农民起义的口号迷信性很强，但是有一个特点，借助外来“明教”的力量，加上本来就激烈的民族矛盾，所以最后由朱元璋取得成功。严格地说，这是古代农民起义成功的唯一一次。
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评估：矛头针对性强，但是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李自成：均田免粮。
评估：李自成起义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均田免粮”的口号已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标志着当时农民起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评估：这个口号继承了先前“等贵贱，均贫富”的具体内容，又用基督教的形式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的蓝图，确实是进步了。
义和团：扶清灭洋。
评估：最糊涂，也最失败的口号。
同盟会：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评估：这个起义口号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政策，而把民族矛盾放在首位，激励国民。可惜“平均地权”一项国民党最终也没有实现，之所以被共产党打败，也根本是因为这个“平均地权”。

[转载]大国怎样才能崛起？

2006-11-27T20:42:00.000+08:00

久不看电视，今奉安替兄之命为纵横写社论，遂找来（解说词）一看，大失所望。

首先，从文体上，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河殇》样式，宏大到不着边际的地步，要用那么少量的文字来概括一个国家至少上百年的历史，其空疏可知；其次，依旧是《河殇》之病，知识陈旧到不学无术的水平。比如前几集论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兴起，归因之简单，视野之狭窄，结论之粗陋，完全没有吸取一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积累；在其眼中，既看不到整个欧洲商业发展的沿革，更看不到商业中心变迁的轨迹；最后，则是其见解之粗鄙。综观12集，拨开所谓重商、法制、贸易、开放之类包装，其核心观点不外一个，那就是明智的统治促使国家的崛起，基本上每一集的结构都不外是，明智的领导人解决了关键的问题，由此国家走向了兴旺，反之，则走向了衰落与灾难，可是，却从来无从道及，明智的统治何以可能？以致于只能“称天才”，希望天生圣人，则万古不再如长夜。

一国之所谓崛起，必然是在与其他大国的长程竞赛中胜出，资源、地理、历史、政策、乃至运气，皆于这一过程中起到相当之作用，而难以归结为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而在事后总结的时候，也一定因为各自的价值偏好，对外部环境及内部民情的评估，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施行中赋予不同因素以不同的权重。因此，笼统而言，崛起既然是长跑，则最终作为一个举国力量焕发的过程，战略与政策的筹划及持续实行必然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阶级于此当居枢纽地位，既掌握战略的筹划与持续执行，也掌握着政策的制定和推进，而若抛开对外战略不论，放眼于国内政治场域，在漫长之崛起过程中, 统治阶级之所以优秀，根本尚在于其怎样处理其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现代以前，统治阶级之产生乃凭借武力，并因此君临于所有其他阶级之上，直到其被武力推翻为止；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凭借的是财力，掌握武力和国家机器的政权不过是其代理人，后者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取报酬而已，前者则事实上——往往是通过议会——掌握权力；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凭借专业技能，人力资本也得以跻身权力的舞台，由此，一个大众民主（人力资本）的，代议制（资本权力）的和立宪（政权为代理人）的政治制度，遂告确立。

我以为, 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将权力、资本和人民组合在一起，从而在列国竞争的舞台上占据先机, 才能在长程的竞赛中最后胜出。从这一角度出发，《大国的崛起》一片中所涉及到葡、西、荷、法、英、德、日、俄、美诸国，都各有其辉煌的一刻，但是，谁更符合这一点，谁才取得更好的成就，谁离此而远，谁就在一度辉煌后走向沉沦，也因此，探讨作为权力载体的统治阶级（我不讳言这一阶级就应当是掌握和运用资本的阶级）如何崛起，而非探讨权力如何明智才是大国如何崛起的关键。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尚处于现代之前，我们既没有人民的选票，也没有资本的权力，而是有着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片中大幅谈及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不同的是，他需要节制的是垄断的资本，而我们需要节制的是无边的权力，也因此，中国当代的所有问题乃在于政治代理制度的确立，而不是张扬统治的明智，这需要宪政，也需要民主，从这一点来说，《大国的崛起》实在是一部相当不着边际的片子，如果不是说反动的话.

方舟子评王小波：人之既死，其名也盛

2006-10-21T09:12:00.000+08:00

对文人来说，早逝有时乃是一成名捷径。海子倘若不在八九年去山海关卧轨，不过是“一片树叶掉下来就能砸到一名诗人头上”的京城中无数自命的先锋诗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位，现在呢，据说已成了百年来新诗的第一人，要是不死，这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非他莫属了。最近一名叫王小波的青年作家（四十四岁，在作家中仍属“青年”）病逝，海内外文坛又热闹、唏嘘了一番，使得我等不由得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在其生前对这位据说最有潜力问鼎诺贝尔奖的大作家竟是闻所未闻－－看来得联名上书诺委会请他们改改不颁奖给死人的陋习，否则咱中国作家只有死了才有望得奖，要等到猴年马月？所幸这一回《华夏文摘》与《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异常地步调一致，也跟着出了一期《纪念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的增刊，让我们这些使别人的著名为无名的读者也能领教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采。读完了那三篇妙文，有几句话不吐不快。虽说褒贬死者实在算不上厚道，不过死者生前也并不是厚道人家，简直可以说是刻薄之至，倘九泉之下有知，在一片肉麻的吹捧文章之中，说不定对我的褒贬反而会惺惺相惜。

那三篇文章都在《读书》上登过，我作为一名《读书》的固定读者，按理不该陌生。不过对《读书》上面的文章我并非每篇都看，那些重点推出、居高临下教训读者的大作我向来毫不犹豫地跳过，王小波的大名、大作大概也就这么给跳过了。这回由于好奇，硬着头皮读完，发现王小波颇有点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意思，或者竟是要当中国文化的导师的，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代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军代表要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王导师所指引的却是：中国文化乃是低能弱智的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充满智慧的。把中国文化视为他阿姨家的傻大姐，如此恶毒的比喻，说“哀其不幸”也许还说得过去，“怒其不争”却是扯不上的，对于弱智白痴你还能指望能有什么争？最多是可怜、可鄙而已。一种批判的用心的爱与憎的分野即在于此，王小波辈与鲁迅的差别也在于此。

一个惊世骇俗的的立论，如果能够自圆其说讲得头头是道，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可惜，王小波显然更关心的是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立论的严谨。从一句罗素的语录和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谚语就可以推导出西方文化视求学为乐，而中国文化视求学为苦，按同样的逻辑，从大陆学生耳熟能详的马克思语录“科学的研究并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崎岖、不怕艰险的人们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岂不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王小波又读过几车古书，竟然可以如此斩钉截铁地下全称判断：“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王小波对格言情有独钟，行文几乎只是格言的堆砌和诠释，但我看他是只读西方格言书的，如果翻翻中国古代格言书，就会发现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比如清人所编的《围炉夜话》，就把读书乐和田园乐视为人生两大敬业的乐事。再古一点，明人编的《菜根谭》－－此书现在很流行，王小波的书架上大概有，读不读就不知道了－－就干脆这么教导：“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要在“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对求学的苦与乐的认识，又何尝比西人低能。

滑稽的是，王小波是被封为爱国志士的，证据是他在美国拿了文学硕士后回国当作家了。王小波自称回国是因为不习惯国外的生活，恐怕更近于事实。文学毕业生在美国的饭碗如何如果大家都清楚，何况一个人既然自视为傻大姐的传人，那么与其在西方聪明人当中当傻子，实在不如回去在傻子当中当导师来得过瘾。

上文为方舟子所作，对其观点不敢苟同。但读其文又似乎使我站到了另一个角度。对于小波，我是很崇拜的。
他的立场是最另我敬重的。我不赞同小波的每一句话，但坚决拥护他的立场。在我看来，方舟子君只抓住了小波的一点就否定他，有失学者之风。估计他打假打得太多，患上了“打假综合症”。em>

《肖申克的救赎》经典台词

2006-10-12T20:59:00.001+08:00
1.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2.生活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不是忙于真正的生活，就是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3.懦怯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
4.监狱生活充满了一段又一段的例行公事。
5.有些鸟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6.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从“河南人”到媒体良知的缺席

2006-09-24T10:56:00.000+08:00
本文是两个月前所作，今日重发。当日过于激动，逻辑混乱，语言也过于感性。不过我今天依然不改初衷。

现在的媒体为其点击率已经丧失了可基本的良知。媒体的责任是什么？不仅是利，还应该为天下苍生而不惧权威。但是目前中国的媒体绝大部分是为人民币而穷其技艺。比如本新闻主观上使“河南人”占据了主角，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对事情本身加以关注，而不是每个人新闻都与河南扯上关系（当然要客观）然后很多人对“河南人”在大发宏论大有不骂死河南人不罢休之势。那么这样的新闻之能激起国人原有的固有观念，请问这样的新闻N个=一个，新闻的价值在哪里？由于河南人的形象本来就不好，加之各媒体的添油加醋、绞尽脑汁的轮番轰炸，河南的形象怎么有好转。诚然我是河南人，对于很多河南败类也是痛心疾首，我看到大多数河南人因少数人的行为而背负骂名，我于心不甘！古语云“衣食足而知荣”，国人嘲笑我们多源于河南人多且穷，穷人是任何人都看不起的。古来皆然，也许有网有会驳我：很多省都穷但他们名声不错？（但是目前大家都把目光盯在河南人的负面上，何况还有媒体在推波助澜。）那么请你统计那些负责任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揭露的事件来源地就会发现问题。事情回到媒体上来，我发现媒体的报道有以下倾向：1.一旦有坏事向“河南人”扯关系，也许是河南人的表兄的七大姑的远方小姨的孙子干的。2.一旦有妓女就标注女大学生字样，也许那个妓女在入行前曾在一个学校报了个辅导班或函授什么的，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学校的门朝那个方向开。3.一旦有强奸犯就找教师或“父亲”。似乎教师和“父亲”都是衣冠禽兽。4.一旦有发表过文章的女性弄出点事，就冠以“前卫美女作家之名”（也许那个所谓的女作家只是拍过几张故作媚态的照片或是写了几篇语句不通的狗屁文章），并大肆铺陈其女权语录。当然语录本身可能就是断章取义。5、6、7、8、9……总之，我失望的看到媒体的基本现状。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深度关注的事情有千千万万，不必只激起人们固有的心理感官的。面对新官僚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和千疮百孔的民族精神，媒体——西方人心目中的良知——你站到哪里去了？良知的缺席和趋利的贪婪肯定会把你钉在时代的耻辱柱上！！！！新闻，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有感女民工遭车碾死

2006-09-24T10:30:00.000+08:00
核心提示：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汇美西路路口，42岁的湖南女民工陈小英过马路时，因手里的铁锹碰到了一辆白色丰田车车尾，被车主拖到路边连扇两耳光倒地。惨剧随之发生，陈小英被一辆缓缓行驶的货车后轮压住头颅当场惨死。
引自：http://news.163.com/06/0921/01/2RGPM0O500011229.html

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令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至于各种成果，主流媒体不厌其烦的给我们灌输着。当然，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的成为改革的副产品。至于各阶层是否分化为阶级，我不敢妄断，但此类事件频繁出现于媒体，是不是一个信号？书生不敢妄自言政，但下层出身的我们受教育多年，我们忍心父辈在改革中被边缘化吗？我们不能抱怨父辈的无能，因为他们的竞争并不平等公正。人脉的密疏和可用政治资源的优劣基本上决定了他们的今天。改革的不公不是我今天的话题，他日再谈。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一直以来都想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但又无从着手。转型期究竟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能仅仅用“转型期”来掩饰社会的问题，那样做无疑于掩耳盗铃。当今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被扼杀了，一种被收买了。我们算是准知识分子，但有一天我们被迫的成为知识分子，我们是否有第三种选择呢？经济建设本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途，但是，在中国特定阶段，却演变成了“唯经济发展论”，似乎存在着这么一个共识：为了经济的发展，暂时牺牲一下文化、教育、社会公正，是值得的。这样下去，我们走向的只能是拉美，而不是想当然的欧美。

章立凡：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

2006-09-21T10:20:00.000+08:00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11月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一、西南土改，直抒己见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父亲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圣眷正隆，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1)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其思想上的疑惑与尴尬，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他谈到一点新的认识：“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父亲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他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父亲也认为对封建社会不可“以少蔽多，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梁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父亲则提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是二？”的疑问。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先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父亲认为“理性变为更高的宗教”。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父亲再度感到困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2)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父亲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二石3)，死二人”。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梁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对于“义愤”问题，他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父亲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他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父亲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毛泽东向父亲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梁漱溟回忆，毛对他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4)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赞同。与此同期，父亲的老同学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丢失了大陆的国民党，此时才接受失败教训，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父亲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反右”时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已入另册的父亲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5) 。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 “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原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却成为大“左派”，一路青云直上。“文革”中的广泛暴力，近因当源于土改，远因则可追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连土改的大小领导人也未能幸免。慨叹世事轮回之余，父亲对我说：以今度之，当年谢禁止吊打的指示仍是对的。劫难余生的父亲曾做过一首诗，如今我只记得起一句：“遗臭万年‘暴力论’”。二、腐败成因，探讨无终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 “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6)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7)、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此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8)是胡说”；“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近年章含之女士撰文说，行老在“反右”时因这一观点受到批判，恐是不了解这段史实）；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先腐虫生’ 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三、毛氏批梁，犹存鸿爪“三反”、“五反”结束后，父亲于1952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当时国内粮食形势吃紧，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要解决六亿人口的军需民食，可谓临危授命，在党外人士中属于异数，不同于其他人抱怨的冷官闲曹。父亲管理粮政有方，协助陈云制定了统购统销的大政策，又首创粮票制度，扭转供需矛盾，因此屡受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他在这个岗位上埋头苦干，每天工作10-12小时，往往周末也不休息，其后政协学习座谈会的内容，在日记中就很少出现了。但在1953年9月17日的日记中，父亲留下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事件的现场记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毛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集成。其第一手的记录迄未公开，无法解读出会议过程全貌。梁先生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记述17日会议内容颇简，回忆18日大会经过甚详。据梁漱溟回忆：“9月17日的会上，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特别是毛主席频频插话，份量很重。”9)父亲那时交叉参加各种会议甚多，但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因有些老先生讲话太长，他时常会感到不耐烦。此前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过梁漱溟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发言，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17日会议内容，恰好可与毛、梁的文字互为参照。兹全篇照录，以补史乘之缺：1953.9.17周总理：与总路线不同的路线，必须加以区别。抗日时有人劝我们放弃发动广大群众的路线。解放战争时也有人认为我们应与蒋妥洽。1946年12月梁漱溟要我们让出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地区。要在此条件下，参加伪国大。我当时责梁为伪君子。1949年一月梁在渝发表文章，说初期是蒋要打，以后是共要打。梁“反对武力统一”笼统口号，反对人民战争。那时蒋已伪装下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思想，使中国不能工业化。（毛主席：地主冒农民代表，留了尾巴。）还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以为工业化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如何工业化。还有一种要走自由主义经营——拒抗国家资本主义。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有限制。所有权不完全。10)说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是反动思想。梁是封建思想。（毛：梁以笔杀人）拥护总路线，但怕做不好。但前半句是迷惑人的。实际上是说不照我的总路线，就做不好。（毛：梁不能信任。台湾说梁最有骨气。）挑拨工农联盟。（毛：一个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与资本家联盟，包括代理人、技术人员。两种都需要，而且将予巩固。但前一个联盟是主要的。）（毛：过去四年主力仍在农村，因而国企干部不够，使私企喊苦）一.不承认党政群团等力量；二.说党遗弃农村，强调违法乱纪；三.说生活悬殊，工农生活如九天九地之隔。周公批“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自由主义经营”等观点时未点名，但显然不是指梁漱溟（梁曾提到10日午后的政协常委会上，有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言）。按梁先生当时的观点，主要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短缺经济和战时体制的产物，稳住了新政权经济、政治的大局，但同时也是以剥夺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手段之一。这项政策受到部分人士的诟病，但毛泽东认定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由是推之，父亲的工作也在梁先生的质疑范围之内。在这一天日记页面上方，父亲还写了一句话：“阶级是始终尖锐对立的，人是可以化敌为友的。”第二天（18日）的会议是批梁的高潮，但不知何故，父亲竟然一字未写。四、人因言废，只说气功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的名，同年经过“引蛇出洞”的大逆转，父亲被毛泽东钦定“右派的老祖宗”之一。但他拒绝承认“右派”罪名，此前还在国务院的全体会议上，当面顶撞了周恩来，惹起一场风波。有关这一事件过程的报道，已见诸当时各大报，这里就不重复了。父亲是见过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阵势的，何以还敢犯颜在这种场合面折廷诤呢？恐怕是因为他提的问题与梁先生不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令周恩来很难正面回答。况且与毛相比，周公还是颇有些“雅量”的。至于周的内心有多苦，旁人就很难想象了。梁漱溟整风期间拒绝发言，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因过去放“屁”，与父亲等“右派”在政治上同属另类。梁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章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父亲罢职闲居后，参加全国政协学习成了唯一的政治活动，两位“代言人”接触的机会又多了一些。但此时的政协已不是建国之初的那个政协了，除却歌功颂德语，一言堂上已无言。那时社会上暗中流传着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百花齐放——陆定一”，父亲的日记本也没有什么内容了。“大跃进”后期“人祸”发生时，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仍被各级干部无比坚定地执行着。粮票制度保障了城市人口的最低生存条件，而梁先生所为之请命过的农民，却无法保住赖以活命的口粮，一下子减少了三千万，真正长眠于“九地之下”了。或许是由于对道家气功研究有素，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学习。他那本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科学的内功拳》，在政协内部刊出后，一些对气功有兴趣的委员纷纷前来请教心得。父亲又开始研究佛家气功和瑜伽，与梁漱溟、巨赞法师等时有交流。哲学家梁漱溟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虽怀经世致用之志，皆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辛稼轩词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两人从忧心国事到探讨养生，与种树心情相去不远，而追求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却越来越遥不可及。父亲“文革”初期撰写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与梁先生的切磋：“我在研究气功发展“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一九六〇年在北戴河同梁漱溟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后来读了宋云彬兄写的《弘一法师》，颇详尽地说明了法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我于是就有意作绝食的试验。但在平时，家中人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试验的。”11)父亲爱讲话的脾气一直改不了。他不但在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公然为自己翻案；“七千人大会”前后，还公开批评“大跃进”，因此在1963年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革命小将”的轮番毒打下，靠气功的功力活了下来，并按照与梁漱溟探讨过的辟谷之术，连续绝食了八昼夜。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遇难后，我认为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问我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我回答：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一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拷打和凌虐是昼夜不停的，我都挺过来了。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五天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不好受。”12)以上是父亲最后一段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文字，时间是在1967年。经此劫难，他预言自己还能再活十年，然后“自我消亡”。1977年5月13日，父亲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逝世，享年八十岁。同月，毛主席纪念堂竣工。父亲逝世前28天（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出版发行，其中多处收入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章乃器等的文字。哲人多寿，梁漱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1988年6月23日辞世，享年九十有五。一年后发生的大事件，他没能看到。“文革”结束后，我曾在一些场合见到梁漱老，记得其中一次是向他的老同学、父亲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的遗体告别，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自己是谁的后代。世间万物的联系，因缘而起，缘尽而去，最终都将归于寂灭。翻开尘封的日记和书卷，流动的现实已凝固为历史，当今中国已开始提倡“政治文明”，梁漱溟与父亲也都是“历史人物”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达观睿智的哲人而言，名字也许只是个符号，也许不止是个符号……
（本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杀青于都门风雨读书楼
注释：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17页。
2)“减租退押”的简称，是实现土改的主要“斗争果实”之一。“租”指地租，“押”指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土地改革中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3)同“担”，中国旧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二十市斤。
4)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8页。
5)《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6)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六十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平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遗著有《卢作孚集》。
7)范旭东（1883-1945）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二十年代初创办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三十年代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碱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阵营则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五反”时民族资产阶级沦为斗争对象，于是有“四敌三友”之说。
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34页。
10)原文如此。这段话的最后十余字记得过于简略，内容应该是政策要点分析。
11)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25页。
12)同上，第626页

梁漱溟为“雅量”而争(转载)

2006-09-21T10:19:00.001+08:00
梁漱溟向毛泽东争取“雅量”事件，是现代历史上一大公案。钱伯城先生发表在2004年5月号《万象》杂志上的文章，通过引证新旧材料，评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限于篇幅本报摘编中有所删节。 ——编者从《毛泽东传（1949至1976）》说起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事件，发生在1953年9月，至2003年已满五十周年。这年9月8日至18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8日至11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12日至18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至1976）》（以下简称《毛传》），是以官方正传面貌问世的，号称“披露一批新史料”，但此传对于梁漱溟“雅量”事件，采取的是隐约其词的春秋笔法，第八章《过渡时期总路线（下）》叙及上述两次会议讨论总路线所定工农业政策时，是这样写的：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段文字中的“有的人”，即指梁漱溟，但正文中没有点名，仅用一个脚注指出，见于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这是不是为梁漱溟讳呢？不是。如果是为梁讳，就不会又用脚注加以点明了。可知倒是为“雅量”事件而讳，故而隐约其词。这从接下来的叙述可以清楚看出：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在这下面引了一段毛泽东“施仁政”的讲话，并用脚注注明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也没有点出梁漱溟名字。《毛选》第五卷这段引文见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文，是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但紧接这篇文章，是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在9月16日至18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批判的主要部分，全文对梁指名道姓指责，用语严刻尖锐，如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毛选》第五卷，107页至113页）这些“批判”整理成文时据说经过文字加工，语气有所缓解，但其用语之厉，字句之间的愤怒声容如闻如见。《毛传》有意回避这篇文章，不引用这篇讲话的任何一句文字，显然就是为了绕开“雅量”之争这段史实，为尊者讳，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绕开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仅是小事，就不值得如此着意绕开它了。但也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越绕开越绕不开。为尊者讳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 “雅量”事件述略其实，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绝大部分人并不知晓梁漱溟与毛泽东曾有“雅量”之争。即使有些传闻，也只知梁氏可能“挨批”，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现在，有关当事人的文章、回忆、记录和年谱、日记等，许多已陆续发表，这次事件的真相，全貌已可做一番描述。这里也作一次简略的综述，按其架构，依次分为六个层面，并略加按语。第一个层面梁漱溟的发言 1953年9月11日.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1949至1976）》上卷，326页注）按梁氏第一次发言，全文见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3至6页。摘要见于《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等。但《周恩来年谱》这个注文的节录虽仅短短数句，却已精要全在。《毛传》所谓“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的“这些意见”，主要也就在这几句。第二个层面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为《毛传》274至275页引用的一段话，见于《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但这是经过文字整理加工的，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所记这段话，文字语气方面似更接近原话，如下：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这篇讲话重点，在于它的推论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此推论方法，为与会众人接受。叶圣陶也是听讲话的列席人士，他在事后的日记中转述一些人的意见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叶圣陶集》第23卷，30页）唯一不同意此一推论法的仅有梁漱溟。第三个层面周恩来的讲话与毛泽东的插话 9月1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讲话讳莫如深。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未收入这篇讲话。1988年发表的《梁漱溟与毛泽东》，还只说“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隐去了发言人的名字，但人们已猜到“有位中共领导人”指的是谁。1994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首次披露梁的《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下简称《事情》）一文，17日条下，记云：“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在1953年9月17日条下记述，针对梁漱溟11日发言，“追溯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虽然未提“一贯反动”字样，但进一步落实了周恩来曾有这次讲话。关于毛泽东在这次周恩来讲话中的插话，梁漱溟回忆是3次，戴晴一文的记叙是4次，《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所载有13次之多，那是连同第二天（18日）梁再次发言时的插话，加在了一起。第四个层面 “雅量”之争这是这次事件高潮。什么是“雅量”？就是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的发言权。梁漱溟这次所争，除了发言权，还有申辩权，即申辩毛泽东用推论法（即无限上纲法）强加给他的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顶大帽子。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按这段话，《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3页）戴晴、郑直淑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较长，要点是下面梁漱溟说的一段话：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后来自悔孟浪，当众顶撞了主席，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自我检讨。上面未加催逼，梁也未曾实现检讨（郑大华《梁漱溟传》，442页）。但对“雅量”之争，似乎并无悔意。第五个层面起哄的人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叶圣陶1953年9月18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梁漱溟《事情》：“18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见郑直淑文章。又王芸生在毛泽东批梁时曾插话作自我检讨。毛说：“我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炉灶的话。”这时王芸生腾地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过了片刻，毛泽东让王芸生坐下，然后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一道开伙嘛！”（见《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吴永良文，《书屋》2004年一期）郑大华《梁漱溟传》：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 第六个层面保持沉默的人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是非评说尚未了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撰写的《梁漱溟生平》悼词，一字未提1953年那次历史公案。据当年悼词起草者胡治安的回忆，悼词原有“一九五三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两句，经请示后，后一句改为“受到批评”。家属表示难以接受，梁的老友孙起孟、叶笃义也认为应恢复原话，双方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妥协一致同意干脆删去这两句话（见2004年1月8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采取模糊不提方法，免去左右为难。这也说明这一公案是非难定，让它在历史时空中悬凝起来，留待后人评说。

梁晓声：论大学

2006-09-21T10:02:00.000+08:00
大学是人类之一概文明的“反应堆”。
举凡人类文明的迄今成果，无一不在大学里有所反映并进行反应。
这里所言之“文明”一词，还包括有人类未有文明时期的地球现象以及宇宙现象；当然的，也就同时包含有对人类、对地球、对宇宙之未来现象的预测。
故在大学里，“文明”一词与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有
区别的，也是应当有区别的。后者是一个有限含意的词汇，而前者的含意几乎是无限的。相对论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所达到的非凡的超现实程度。而如此这般的非凡的超现实程度的能力，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之一种。
这里所言之“反应”一词，也远比词典中的解释要多意。它是排斥被动作为的。在这里，或曰在大学里，“反应”的词意一向体现为积极的，主动而且特别生动的意思。人类之一概文明，都会在大学这个“反应堆”上，被分门别类；被梳理总结；被解析研究；被鉴别；被扬弃；被诠释；被继承；被传播；被发展……
故，大学最是一个重视稳定的价值取向的地方。
故，稳定的价值取向之相对于大学，犹如地基之相对于大厦。
稳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科技成果，乃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稳定的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乃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
相对于自然科学，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的体现，通常是隐性的。但隐性的，却绝不等于可以没有。倘居然没有，即便自然科学，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学本身并不直接体现什么价值观，但化学人才既可以应用化学知识来制药，也可以来制毒品，还可以来制生化武器。
于是，化学之隐性的科学价值观，在具体的化学人才身上，体现为显性的人文价值观之结果。
制假药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化学专业能力，但那也还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学知识的人们所为的勾当。而那是具有稳定的人文价值的人所耻为的。
故稳定的价值观，在大学里，绝不可以被认为只有社会学科的学子们才应具有的。
故我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知识和教会技能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培养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的人才的地方。
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大学的关系，此点是决定性的一点。
首先，大学教师们自身应该是具有稳定价值观念的人。
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的品质。
因为在大学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能像文科教学一样每天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问题。有时体现于学子们的困惑和提问，有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反映到了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
为了达到一己之名利目的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吗？
大学文科师生每每会在课堂上共同遭遇这样的问题。
大学教师本身倘无稳定的做人的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给出对学子们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线之上（那样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有的人们那儿运用自如不觉为耻反觉得意）；倘虽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又令别人们只有吞咽苦水的份儿——这种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吗？
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其存疑竟已多年矣。
幸而在大学里且有一位前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在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很习惯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
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辈便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倘无几条终生恪守的德律，一个人是不会这么主张的。
倘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大学里，不这么主张的人远远多于这么主张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狱”这一句话，真的就接近着是“真理”了。那么，人来到世上，人生也由如此这般的“真理”所规定，热爱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我也听到过截然相反的主张。而且不是在社会上还是大学里。而且是由教师来对学生们说的。
其逻辑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根本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个“我”，都根本没有责任在顾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还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他人也是一个“我”，那个“我”的一概利益，当然只能由那个“我”自己去负责。导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强食也没有什么不好。由而强者更强，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于是社会得以长足进步……
这种主张，有时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张似乎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听来似乎的更为见解“深刻”，并且还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的极端渴望。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原则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泛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它不能使人类更进步是显然的。因而相对于人类，它是反“进化论”的。
我想，人类中的强者，与动物界的凶兽，当由人类评判出很不相同的方面才对。
陈晓明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解构主义研究深透。
据我所知，他在课堂上讲解构主义时，最后总是强调——有些事情，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那是不能一解了之的。归根到底，解构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非是终极目的。比如正义、平等、人道原则、和平愿望、仁爱情怀……等等。总而言之，奠定人类数千年文明的那些基石性的人文原则，它们是不可以用解构主义来进行瓦解的。也是任何其他的主义都瓦解不了的。像“进化论”一样，当谁企图以解构主义将人类社会的人文基石砸个稀巴烂，那么解构主义连一种学理研究的方法也都不配了，那个人自己也就同时什么都不是了……
像季羡林先生一样，我所了解的陈晓明教授，也是一个不但自己有做人原则，而且是一个对社会有理性主张的人。他的人文思想是他对社会的理性主张的基础。
我由是而极敬他的。我想，解构主义在他那儿，才是一门值得认真来听的课程。
又据我所知，解构主义在有的人士那儿，仿佛一把邪恶有力的锤。举凡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在其锤下一概粉碎，于是痛快。于是以其痛快，使学子痛快。却恰恰相反，丑陋邪恶在这样的人士那儿竟是不进行解构的。因为人类的社会，在他看来，仅剩下了丑陋邪恶那么一点“绝对真实”，而解构主义不解构“绝对真实”，只解构“一概的虚伪”。
我以为虚伪肯定是举不胜举的，也当然是令我们嫌恶的。但若世界的真相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在“绝对的真实”和“一概的虚伪”之间，屹立着那么几个“东方不败”的坚定不移的解构主义者的话，岂不是太不客观了吗？
当下传媒，竭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以媚大众，以愚大众。仿佛此种功用，乃传媒之第一功用似的。于是，据我所知，“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大学新闻课的内容。
报这一种传媒载体，出现在人类社会少说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广播已有了百余年历史；电视的普及已近半个世纪了——一个事实乃是，人类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个事实乃是，传媒对于这一种快速迈进的文明步伐，起到过和依然起到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其对社会时事的公开、公正、及时的报道功用以及监督和评论责任；其恢复历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过那些事件引发警世思考的使命，当是大学新闻专业不应避而不谈的课程。至于其娱乐公众的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对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也未见得便是什么学业损失。因为那等技巧，真好学的人，在大学校门以外反而比在大学里学会的还快，还全面。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即使不是取悦学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传媒专业与人文宗旨的关系比文学艺术更加紧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龙种而收获跳蚤，自然是悲哀。但若有意无意地播着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岂不必然？
大学讲虚无主义，倘老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满教室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一个学期结束了，师生比赛着似的以虚无的眼来看世界，以虚无的心来寻思人间，那么太对不起含辛茹苦地挣钱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们了！
大学里讲暴力美学，若讲来讲去，却没使学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无论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现象；当文学创作作为反映客体，为了削减其血腥残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艺术方法的再处理——倘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不明白，那还莫如干脆别讲。
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的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的美”的眼和心，我以为几近于是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福娄洛神父吧——倘讲来讲去，结论是福娄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丝美达拉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作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福娄洛吧？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襄·阿让，不就是和福娄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吗？
……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
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圃特征。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和宝贵思想，首先是在大学里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再次被肯定的过程。但是如果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大学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颠覆的比继承的更多，贬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学越迷惘的比使人学了才明白点儿的更多，颓废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择手段有理的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更多，那么人类还办大学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学，我看到的情况似乎是——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
但是我又认为，据此点而责怪大学本身以及从教者们，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学龄前阶段就该由家长、家庭和大文化背景之正面影响来通力合作业已完成的。要求大学来补上非属大学的教育义务是荒唐的。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为的是强调这样一种感想，即——大学所面对的为数不少的学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受的普适而又必须的人文教育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学教育者对自己们的学理素养应有更高的要求。教小学有时比教大学还难；在大学里补小学教育的缺课更难。
我也认为，责怪我们的孩子们在成为大学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样缺乏仁心。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太过可怜——他们小小年纪起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独生子女，肩负家长甚至家族的种种期望和寄托，孤独而又苦闷，压力之大令人心疼。毕业之后择业迷惘，四处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帮都帮不上，何忍苛求？
那么，对于大学，仅仅传授知识似乎已经不够。为国家计，为学子们长久的人生计，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培养学子们成为不但知识化了而又坚卓毅忍的人，岂非遂是使命

满清王朝覆亡的教训：林则徐是英雄还是罪人？

2006-09-14T12:00:00.000+08:00
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臣，不仅是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仅仅是因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英雄。　　
作者：亦忱　　
你可欺骗所有人于一时；　　
或欺骗部分人于永远；　　
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　　

前言　　
中华民族走进近代历史的路径实在是令人不堪回首，而且在时过境迁之后因信史难觅，也确实难以真实地去追寻其歪斜的轨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部分秉笔直书的中外历史学家笔端，看到一些真实得令人发颤的屈辱、惨烈的壮举和蒙昧、昏聩的愚行。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愿意深入到近代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去探寻满清王朝走向毁灭的原因，只要你不是铁石心肠，要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心绝对会裂成碎片那样难受。　　我读晚清史的体会，宛如读一部腐朽没落的豪门巨贾在其野蛮的先人杀人抢劫起家后，因为子孙后代跟不上世界文明潮流而败家毁业的历史。　　满清覆亡之后近百年来，虽然继承其遗产的中华民族中一些不肖子孙，始终不敢真正直面这部糟糕的满清王朝败家毁业史，总想选择性遗忘这段历史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那几页，或刻意去曲解它所蕴涵的真正意义，不但讳言清廷君臣们耻辱与丢脸的过往行止，甚至于把这伙昏聩蒙昧的愚人所做的荒唐蠢举包装成光荣和英勇的经历。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一个当年世界上最大又相对最为落伍的民族后代，在对前辈耻辱和丢脸的历史进行文过饰非，其所产生的最大危害，无异于又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重蹈前辈的覆辙而铺就一条植满鲜花的歧路。　　当跨入人类又一个新纪元，我也逐渐老去难以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做点什么实事的时候，再来回顾晚清覆亡的历史并以此展望中华民族在充满希望的新千年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常常会黯然神伤，感慨莫名。　　
那是因为：　　
我在为前人而哀伤；　　
我在为今人而悲悯；　　
我在为后人而忧惧。　　
当然，最沉痛的是，　　
我感到深陷在历史的泥潭中，　　
而不可自拔的绝望。　　
一、林则徐是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谈论晚清的历史，首先必谈林则徐，因为打开大清王朝毁灭大门的人，就是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凡对晚清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 1840 年代来临之际乃至更早些时候，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并满世界寻找殖民地的英国人，在与大清国贸易时，因其除了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外，并无太多适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手工艺品，由于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却可无限量外销西洋，所以，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自 1820 年代起，一直发生着高达每年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早就事实上难以为继。于是，歹毒的英国奸商遂挖空心思将在印度殖民地种植和提炼的鸦片，自乾隆、嘉庆时代起就开始返运给天朝的民众来享用，并使之上瘾而逐渐成为有购买力的烟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现在的香烟。　　
平心而论，如果说英国人最初贩运鸦片是为获取和大清国继续贸易所急需的白银硬通货而出于无奈有某种合理性，可是，当他们从鸦片毒品交易中尝到暴利的甜头，而不顾鸦片对人的危害变本加厉向天朝倾销鸦片，使之成为众多天朝国民日常的消费品之后，则无疑是以国家为后台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贩毒之举。当这种由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满清基层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鸦片的不正常贸易开始危及满清统治为朝廷所高度重视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鸦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若再放任这种毒品毒害国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于是，到了 1838 年，彻底查禁鸦片无疑成了满清王朝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史载，在 1830 年代，广东等最早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并向内地蔓延，而且英国人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惊人的暴利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天朝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流失巨大而开始搅乱了大清国一大片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使国民的体质被鸦片所毒害，中国人开始以东亚病夫形象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到了 1830 年代的末期，满清因为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量竟高达每年 600 万两之巨，以致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满清王朝因为鸦片这种产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国腹地而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和国民体质危机。因之，查禁鸦片从广东下手，势在必然。于是，昏聩但却简朴的道光皇帝于 1838 年 12 月遴选了刚正清廉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这样由道光帝和钦差林则徐共同翻开了糟糕透顶的第一页。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 2 万多箱鸦片现货，于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祸害。　　
虎门销烟之后，林钦差确实因此而获得举国赞誉，朝野认同，官声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林公没有高兴几个月，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从此，满清王朝便与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列强纠缠在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让华夏民族子孙事后揪心扼腕的历史悲剧和闹剧。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停战后于 1860 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条约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以致满清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货值一度竟高达进口货物的 60% 。此距林钦差禁烟也不过 20 余年。　　
据历史记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越洋而来的舰队载着数千士兵，不用风帆浩浩荡荡结队溯长江呼啸而上，在两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观望下，长驱直入进抵南京时，蒙昧而又昏聩的满清王朝君臣们终于在领教了洋鬼子的厉害之后，遂于 1842 年 8月 29日与英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以赔钱割地并开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对林则徐革职贬谪新疆，而宣告了林钦差禁烟行动的彻底失败和大清朝闭关锁国历史的终结。随后，一些西方列强跟着英国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国人和天朝开战的战争红利，使清廷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则更是林钦差强力禁烟所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在大清和英国的战争爆发后，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达广州，此时，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也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就连几个当时天朝君臣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弹丸小国，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也结队而来叩开天朝的大门，他们不仅个个如愿以偿与清廷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清廷对神州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遂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事过 160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因鸦片贸易被清廷强制终止而起的战祸，追根溯源，林则徐无疑是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人一定早就从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和中国学校各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林则徐在满清王朝与英国鸦片商人的敌对行动中，因为对英商交涉态度强硬，行动果敢决绝，禁烟除恶务尽，乃至后来面对英军打上门来时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为极有民族气节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历代中国人所尊崇，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消弭这场鸦片战祸帮林则徐擦屁股，而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协让步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则作为卖国贼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老人对林则徐的眷顾也真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第一次鸦片战祸消弭之后，林则徐作为道光皇帝昏聩蒙昧决策的代罪羔羊，虽然丢官后被贬谪去了新疆，可是，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开始撼动清王朝的基座时，林大人再次获得的道光帝的召唤和启用，于1850年10月被授钦差大臣，却在奔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前线就任时病死于途中。死得正是时候的林大人，终于“毫无瑕疵”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成了近乎官场完人和道德楷模的历史人物，其“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中国自视高洁的历代政治家所践行。　　在谈论林则徐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却每每喜欢执拗地假设历史。　　我想，假如林则徐没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后死于随后兴起的太平军之手，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形象还会是这样高大吗？　　
我还想，如果说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数不可以假设，那他在钦差大臣任上禁烟时，除了采取强硬的销烟举措外难道就真的就没有其他利国利民而又免取战祸的选择吗？他如果在死去 150 年之后复活，让他再次做出选择，他还会那样决绝地再度“禁烟”吗？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会！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 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 9 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后果，完全无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强大的英帝国正在按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运转，英国国会的对华战争拨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不管人们现在对林则徐如何尊崇，无情的历史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无视英国鸦片商人及其背后的英国国家利益的暴力销烟行动，才招来了用现代化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军队，是林则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与先行进入人类文明新阶段的英国人打交道时，以落后文明的方式来草率处理有国家背景的商业纠纷才引发了祸国殃民的鸦片战争，从而陷大清朝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情的历史事实还表明，林则徐的昏聩蒙昧不光是表现在查禁鸦片的行动中，其在后来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也不是象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英明，其颟顸愚蠢一如那些清军著名的败将。史载，在林则徐的销烟举措招来英军，鸦片战争开打之际，林钦差曾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 1080 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 34 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钦差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舰对轰，而是横停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些愚蠢的假设报之以事后诸葛亮的嘲讽，但是，我劝哪些准备嘲讽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欧诸国当今在自己国内对毒品泛滥所进行的查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钦差的禁烟举措之荒唐和乖谬所言不虚。以当今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区区白粉对国民的毒害，尚要在国内尝试了种种先进禁毒手段之后，最终去缅甸的金三角和哥伦比亚丛林清除毒品生产的源头，并事先安顿好种植罂粟的烟农再来谈禁毒的问题。以此反观林则徐代表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来禁毒，其用专制政府一贯迷信的暴力手段来查禁鸦片，其必然的结局是，无论他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军队是否打上门来，这样的禁烟举措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仅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灭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别说满清王朝早在林钦差禁烟之前一百年就能够消灭鸦片对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参与毒品贸易的人赶尽杀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放任使用国家暴力的禁烟之举，其实是一个昏聩蒙昧的专制王朝的官员，不讲科学、不会外交、不认清形势、不顾国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鲁莽的愚蠢之举，其行为除了表明清廷禁绝鸦片的坚决态度并附带着给国家招来祸国殃民的战乱之外，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仅仅是以一个虎门销烟的简单举措就暴享民族英雄美名的蠢货。而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当我观看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以对林则徐无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摄的新版电影《鸦片战争》时，居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中国新世纪所再次面对的“禁烟”问题。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丧气和可悲的是，这回可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向我们贩毒，而是我们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开贩毒，竟然还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专卖。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时，每当我得知各大医院里因吸烟致病的亲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时，每当我想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官员们在点算着烟草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数字是百万、千万还是亿万，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因吸烟致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数倍于这一收入时，我除了对这个不争气、没长进的民族充满悲悯的情怀之外，总在匪夷所思地想这个问题：当刚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后代在当今世界又成了“吸烟”的冠军民族而再次面临“禁烟”问题时，他会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则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泪纵横，也一定会唉声叹气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临神州，他还会象当初那样决绝地“禁烟”吗？中国在这个新千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产另一位“禁烟”的民族英雄呢？　　
二、满清王朝为何只能搞出坏资本主义　　
已故的旅居海外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不止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过：“清朝晚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按杨小凯的说法，它坏就坏在这一最要命的地方：“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　　　　　　　　晚清这种坏资本主义，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追逐一己的私利而官商勾结无所不为。它不仅造成了国家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而且，尤为糟糕的是，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中能产生高比率剩余价值的新兴产业，主要为官府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权阶级所把持，并按其既贪婪而又目光短浅的欲望组织生产，因而其生产力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提高。在这种坏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官权控制的新兴产业发展迟滞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西方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化，及事实上的高收入阶层累退的税收制度（即：越富有和越有权势的人纳税率越低)。　　
中外历史学家常常惊异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的时间僵而不死。对此，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 Baechler 的名言： "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 " 　　
事实上，我们看欧洲的近代历史，就很容易发现，近代欧洲在政治上长期不统一，其实恰恰给欧洲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能够展开竞争的格局：即，欧洲那些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在近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国家制度竞争。正是有了这种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和统一的基督教文明背景，从而使近代欧洲成了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一块大陆，也使得欧洲诸国中有竞争力的国家制度有机会胜出，并很快被其他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创造性地模仿。　　
在人类步入又一个新千年之际的前后十年间，欧洲十多个语言、民族、制度各异的国家能够和平地走向统一，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是过去的中国人所理解不了的，就是现在的中国人也是难以看懂的。对此，只要看看当今海峡两岸的纷争，大家也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看来，中国要面向未来，不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的国家制度因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被淘汰的原因进行剖析，所谓今后的国家制度改良就始终是缘木求鱼。　　
我们知道， 18-19 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不仅其国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结构上全盘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制，而且还彻底地废除了清初原本实践了一段时间的诸如给吴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当时的中国，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种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实行的是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则是按仕农工商的序列实行重农抑商及所谓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学技术的自然经济政策。　　
满清王朝用这种落后的国家制度统治中国，在西方正在兴起工业革命和代议制政治的时代，会产自然生长出一个世界强国吗？我绝对敢说，即使按当代某些中国人在一部歌颂康熙皇帝的电视剧中写的一句歌词，“向天再借 500 年”，让康熙皇帝来继续统治中国，这个国家虽然由他统治下，在发展停滞的世界中一度领先于全球而被首次来到神州的西方传教士们称羡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绝对专制王朝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大清王朝将依然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没落帝国。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务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主流历史学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史上和国家制度改革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导致这个富国强兵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非常简单：满清的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个运动以坚持满清王朝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它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自始至终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完全无视建立近代企业制度和公平市场的基本法则。　　
洋务运动自身的悖论集中地表现在，政府垄断工业和其它新兴产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国家经济活动的裁判员，又是市场上的利益主体，并时时刻刻利用其裁判员的权力，目光短浅地去追求其在市场上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是否会因此而混乱不堪。晚清王朝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蓄意压制有前途的私人企业发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与满清的洋务运动相比，虽然起步较晚，却成效远远大于后者。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除了国家的宪法中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之外，不仅规定了国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盘西化”，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当时的日本政府，除了在国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没有私心地发挥公平司法，严格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从而，使国内的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维新期间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专利法，鼓励国民的创造发明，简化国民创办企业的审批手续和降低国民创业的门槛，使得私人企业有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就得以广泛在日本引进、发展和生根。　　
反观晚清的洋务运动，其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从一开始就排斥私人企业，使私人企业难以获得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空间。我们从充斥于正史记载和民间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各级官吏的庇护，其中，胡雪岩发迹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以李鸿章搞的轮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开平矿务局 (1877 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 年) 为例。对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业，我们很难设想，其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运行机制，居然在制度层面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象李鸿章作为朝廷高官，又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当今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任命各级官员出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般无二。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近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总而言之，晚清这些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诸如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却没有近代私人企业的最低效率。　　
但实事求是地说，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办企业，在随后清廷制定的经济制度规范下，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很多国营企业相比，到更像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 1904 年月 21 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 1905 年颁布公司登记法， 1906 年通过的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走上正道。如， 1904-1908 年国内私人企业就曾迅速发展，共有多达 272 家注册成立。无奈，晚清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发展趋势，最终却被清廷延缓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国初年的国家动乱所打断。　　
公允地说，命运女神和历史老人其实给了满清王朝远多于日本的太多机会，让它赶上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清廷中那些蒙昧而又昏聩的君臣等一干蠢人，却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样的历史机遇。　　
这样的腐朽没落王朝不走向毁灭，天理何在？！历史的正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