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人”到媒体良知的缺席

本文是两个月前所作，今日重发。当日过于激动，逻辑混乱，语言也过于感性。不过我今天依然不改初衷。

现在的媒体为其点击率已经丧失了可基本的良知。媒体的责任是什么？不仅是利，还应该为天下苍生而不惧权威。但是目前中国的媒体绝大部分是为人民币而穷其技艺。比如本新闻主观上使“河南人”占据了主角，我 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对事情本身加以关注，而不是每个人新闻都与河南扯上关系（当然要客观）然后很多人对“河南人”在大发宏论大有不骂死河南人不罢休之势。那么这样的新闻之能激起国人原有的固有观念，请问这样的新闻N个=一个，新闻的价值在哪里？由于河南人的形象本来就不好，加之各媒体的添油加醋、绞尽脑汁的轮番轰炸，河南的形象怎么有好转。诚然我是河南人，对于很多河南败类也是痛心疾首，我看到大多数河南人因少数人的行为而背负骂名，我于心不甘！古语云“衣食足而知荣”，国人嘲笑我们多源于河南人多且穷，穷人是任何人都看不起的。古来皆然，也许有网有会驳我：很多省都穷但他们名声不错？（但是目前大家都把目光盯在河南人的负面上，何况还有媒体在推波助澜。）那么请你统计那些负责任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揭露的事件来源地就会发现问题。事情回到媒体上来，我发现媒体的报道有以下倾向：1.一旦有坏事向“河南人”扯关系，也许是河南人的表兄的七大姑的远方小姨的孙子干的。2.一旦有妓女就标注女大学生字样，也许那个妓女在入行前曾在一个学校报了个辅导班或函授什么的，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学校的门朝那个方向开。3.一旦有强奸犯就找教师或“父亲”。似乎教师和“父亲”都是衣冠禽兽。4.一旦有发表过文章的女性弄出点事，就冠以“前卫美女作家之名”（也许那个所谓的女作家只是拍过几张故作媚态的照片或是写了几篇语句不通的狗屁文章），并大肆铺陈其女权语录。当然语录本身可能就是断章取义。5、6、7、8、9……总之，我失望的看到媒体的基本现状。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深度关注的事情有千千万万，不必只激起人们固有的心理感官的。面对新官僚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和千疮百孔的民族精神，媒体——西方人心目中的良知——你站到哪里去了？良知的缺席和趋利的贪婪肯定会把你钉在时代的耻辱柱上！！！！新闻，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有感女民工遭车碾死

核心提示：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汇美西路路口，42岁的湖南女民工陈小英过马路时，因手里的铁锹碰到了一辆白色丰田车车尾，被车主拖到路边连扇两耳光倒地。惨剧随之发生，陈小英被一辆缓缓行驶的货车后轮压住头颅当场惨死。
引自：http://news.163.com/06/0921/01/2RGPM0O500011229.html

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令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至于各种成果，主流媒体不厌其烦的给我们灌输着。当然，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的成为改革的副产品。至于各阶层是否分化为阶级，我不敢妄断，但此类事件频繁出现于媒体，是不是一个信号？书生不敢妄自言政，但下层出身的我们受教育多年，我们忍心父辈在改革中被边缘化吗？我们不能抱怨父辈的无能，因为他们的竞争并不平等公正。人脉的密疏和可用政治资源的优劣基本上决定了他们的今天。改革的不公不是我今天的话题，他日再谈。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一直以来都想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但又无从着手。转型期究竟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能仅仅用“转型期”来掩饰社会的问题，那样做无疑于掩耳盗铃。当今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被扼杀了，一种被收买了。我们算是准知识分子，但有一天我们被迫的成为知识分子，我们是否有第三种选择呢？经济建设本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途，但是，在中国特定阶段，却演变成了“唯经济发展论”，似乎存在着这么一个共识：为了经济的发展，暂时牺牲一下文化、教育、社会公正，是值得的。这样下去，我们走向的只能是拉美，而不是想当然的欧美。

章立凡：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11月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一、西南土改，直抒己见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父亲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圣眷正隆，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1)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其思想上的疑惑与尴尬，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他谈到一点新的认识：“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父亲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他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父亲也认为对封建社会不可“以少蔽多，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梁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父亲则提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是二？”的疑问。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先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父亲认为“理性变为更高的宗教”。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父亲再度感到困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2)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父亲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二石3)，死二人”。 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梁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对于“义愤”问题，他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父亲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他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父亲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毛泽东向父亲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梁漱溟回忆，毛对他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4)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赞同。与此同期，父亲的老同学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丢失了大陆的国民党，此时才接受失败教训，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父亲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反右”时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已入另册的父亲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5) 。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 “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 ；原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却成为大“左派”，一路青云直上。“文革”中的广泛暴力，近因当源于土改，远因则可追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连土改的大小领导人也未能幸免。慨叹世事轮回之余，父亲对我说：以今度之，当年谢禁止吊打的指示仍是对的。劫难余生的父亲曾做过一首诗，如今我只记得起一句：“遗臭万年‘暴力论’”。二、腐败成因，探讨无终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 “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6)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7)、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此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8)是胡说”；“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近年章含之女士撰文说，行老在“反右”时因这一观点受到批判，恐是不了解这段史实）；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先腐虫生’ 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三、毛氏批梁，犹存鸿爪“三反”、“五反”结束后，父亲于1952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当时国内粮食形势吃紧，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要解决六亿人口的军需民食，可谓临危授命，在党外人士中属于异数，不同于其他人抱怨的冷官闲曹。父亲管理粮政有方，协助陈云制定了统购统销的大政策，又首创粮票制度，扭转供需矛盾，因此屡受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他在这个岗位上埋头苦干，每天工作10-12小时，往往周末也不休息，其后政协学习座谈会的内容，在日记中就很少出现了。但在1953年9月17日的日记中，父亲留下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事件的现场记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毛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集成。其第一手的记录迄未公开，无法解读出会议过程全貌。梁先生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记述17日会议内容颇简，回忆18日大会经过甚详。据梁漱溟回忆：“9月17日的会上，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特别是毛主席频频插话，份量很重。”9)父亲那时交叉参加各种会议甚多，但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因有些老先生讲话太长，他时常会感到不耐烦。此前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过梁漱溟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发言，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17日会议内容，恰好可与毛、梁的文字互为参照。兹全篇照录，以补史乘之缺：1953.9.17周总理：与总路线不同的路线，必须加以区别。抗日时有人劝我们放弃发动广大群众的路线。解放战争时也有人认为我们应与蒋妥洽。1946年12月梁漱溟要我们让出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地区。要在此条件下，参加伪国大。我当时责梁为伪君子。1949年一月梁在渝发表文章，说初期是蒋要打，以后是共要打。梁“反对武力统一”笼统口号，反对人民战争。那时蒋已伪装下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思想，使中国不能工业化。（毛主席：地主冒农民代表，留了尾巴。）还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以为工业化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如何工业化。还有一种要走自由主义经营——拒抗国家资本主义。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有限制。所有权不完全。10)说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是反动思想。梁是封建思想。（毛：梁以笔杀人）拥护总路线，但怕做不好。但前半句是迷惑人的。实际上是说不照我的总路线，就做不好。（毛：梁不能信任。台湾说梁最有骨气。）挑拨工农联盟。（毛：一个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与资本家联盟，包括代理人、技术人员。两种都需要，而且将予巩固。但前一个联盟是主要的。）（毛：过去四年主力仍在农村，因而国企干部不够，使私企喊苦）一.不承认党政群团等力量；二.说党遗弃农村，强调违法乱纪；三.说生活悬殊，工农生活如九天九地之隔。周公批“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自由主义经营”等观点时未点名，但显然不是指梁漱溟（梁曾提到10日午后的政协常委会上，有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言）。按梁先生当时的观点，主要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短缺经济和战时体制的产物，稳住了新政权经济、政治的大局，但同时也是以剥夺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手段之一。这项政策受到部分人士的诟病，但毛泽东认定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由是推之，父亲的工作也在梁先生的质疑范围之内。在这一天日记页面上方，父亲还写了一句话：“阶级是始终尖锐对立的，人是可以化敌为友的。”第二天（18日）的会议是批梁的高潮，但不知何故，父亲竟然一字未写。四、人因言废，只说气功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的名，同年经过“引蛇出洞”的大逆转，父亲被毛泽东钦定“右派的老祖宗”之一。但他拒绝承认“右派”罪名，此前还在国务院的全体会议上，当面顶撞了周恩来，惹起一场风波。有关这一事件过程的报道，已见诸当时各大报，这里就不重复了。父亲是见过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阵势的，何以还敢犯颜在这种场合面折廷诤呢？恐怕是因为他提的问题与梁先生不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令周恩来很难正面回答。况且与毛相比，周公还是颇有些“雅量”的。至于周的内心有多苦，旁人就很难想象了。梁漱溟整风期间拒绝发言，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因过去放“屁”，与父亲等“右派”在政治上同属另类。梁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章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父亲罢职闲居后，参加全国政协学习成了唯一的政治活动，两位“代言人”接触的机会又多了一些。但此时的政协已不是建国之初的那个政协了，除却歌功颂德语，一言堂上已无言。那时社会上暗中流传着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百花齐放——陆定一”，父亲的日记本也没有什么内容了。“大跃进”后期“人祸”发生时，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仍被各级干部无比坚定地执行着。粮票制度保障了城市人口的最低生存条件，而梁先生所为之请命过的农民，却无法保住赖以活命的口粮，一下子减少了三千万，真正长眠于“九地之下”了。或许是由于对道家气功研究有素，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学习。他那本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科学的内功拳》，在政协内部刊出后，一些对气功有兴趣的委员纷纷前来请教心得。父亲又开始研究佛家气功和瑜伽，与梁漱溟、巨赞法师等时有交流。哲学家梁漱溟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虽怀经世致用之志，皆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辛稼轩词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两人从忧心国事到探讨养生，与种树心情相去不远，而追求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却越来越遥不可及。父亲“文革”初期撰写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与梁先生的切磋：“我在研究气功发展“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一九六〇年在北戴河同梁漱溟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后来读了宋云彬兄写的《弘一法师》，颇详尽地说明了法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我于是就有意作绝食的试验。但在平时，家中人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试验的。”11)父亲爱讲话的脾气一直改不了。他不但在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公然为自己翻案；“七千人大会”前后，还公开批评“大跃进”，因此在1963年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革命小将”的轮番毒打下，靠气功的功力活了下来，并按照与梁漱溟探讨过的辟谷之术，连续绝食了八昼夜。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遇难后，我认为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问我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我回答：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一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拷打和凌虐是昼夜不停的，我都挺过来了。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五天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不好受。”12)以上是父亲最后一段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文字，时间是在1967年。经此劫难，他预言自己还能再活十年，然后“自我消亡”。1977年5月13日，父亲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逝世，享年八十岁。同月，毛主席纪念堂竣工。父亲逝世前28天（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出版发行，其中多处收入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章乃器等的文字。哲人多寿，梁漱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1988年6月23日辞世，享年九十有五。一年后发生的大事件，他没能看到。“文革”结束后，我曾在一些场合见到梁漱老，记得其中一次是向他的老同学、父亲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的遗体告别，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自己是谁的后代。世间万物的联系，因缘而起，缘尽而去，最终都将归于寂灭。翻开尘封的日记和书卷，流动的现实已凝固为历史，当今中国已开始提倡“政治文明”，梁漱溟与父亲也都是“历史人物”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达观睿智的哲人而言，名字也许只是个符号，也许不止是个符号……
（本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杀青于都门风雨读书楼
注释：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17页。
2)“减租退押”的简称，是实现土改的主要“斗争果实”之一。“租”指地租，“押”指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土地改革中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3)同“担”，中国旧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二十市斤。
4)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8页。
5)《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6)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六十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平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遗著有《卢作孚集》。
7)范旭东（1883-1945）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二十年代初创办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三十年代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碱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阵营则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五反”时民族资产阶级沦为斗争对象，于是有“四敌三友”之说。
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34页。
10)原文如此。这段话的最后十余字记得过于简略，内容应该是政策要点分析。
11)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25页。
12)同上，第626页

梁漱溟为“雅量”而争(转载)

梁漱溟向毛泽东争取“雅量”事件，是现代历史上一大公案。钱伯城先生发表在2004年5月号《万象》杂志上的文章，通过引证新旧材料，评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限于篇幅本报摘编中有所删节。 ——编者 从《毛泽东传（1949至1976）》说起 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事件，发生在1953年9月，至2003年已满五十周年。这年9月8日至18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8日至11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12日至18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至1976）》（以下简称《毛传》），是以官方正传面貌问世的，号称“披露一批新史料”，但此传对于梁漱溟“雅量”事件，采取的是隐约其词的春秋笔法，第八章《过渡时期总路线（下）》叙及上述两次会议讨论总路线所定工农业政策时，是这样写的： 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这段文字中的“有的人”，即指梁漱溟，但正文中没有点名，仅用一个脚注指出，见于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这是不是为梁漱溟讳呢？不是。如果是为梁讳，就不会又用脚注加以点明了。可知倒是为“雅量”事件而讳，故而隐约其词。这从接下来的叙述可以清楚看出：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 在这下面引了一段毛泽东“施仁政”的讲话，并用脚注注明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也没有点出梁漱溟名字。《毛选》第五卷这段引文见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文，是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但紧接这篇文章，是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在9月16日至18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批判的主要部分，全文对梁指名道姓指责，用语严刻尖锐，如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毛选》第五卷，107页至113页） 这些“批判”整理成文时据说经过文字加工，语气有所缓解，但其用语之厉，字句之间的愤怒声容如闻如见。《毛传》有意回避这篇文章，不引用这篇讲话的任何一句文字，显然就是为了绕开“雅量”之争这段史实，为尊者讳，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绕开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仅是小事，就不值得如此着意绕开它了。但也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越绕开越绕不开。为尊者讳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 “雅量”事件述略 其实，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绝大部分人并不知晓梁漱溟与毛泽东曾有“雅量”之争。即使有些传闻，也只知梁氏可能“挨批”，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现在，有关当事人的文章、回忆、记录和年谱、日记等，许多已陆续发表，这次事件的真相，全貌已可做一番描述。这里也作一次简略的综述，按其架构，依次分为六个层面，并略加按语。 第一个层面 梁漱溟的发言 1953年9月11日.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1949至1976）》上卷，326页注） 按梁氏第一次发言，全文见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3至6页。摘要见于《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等。但《周恩来年谱》这个注文的节录虽仅短短数句，却已精要全在。《毛传》所谓“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的“这些意见”，主要也就在这几句。 第二个层面 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为《毛传》274至275页引用的一段话，见于《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但这是经过文字整理加工的，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所记这段话，文字语气方面似更接近原话，如下：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篇讲话重点，在于它的推论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此推论方法，为与会众人接受。叶圣陶也是听讲话的列席人士，他在事后的日记中转述一些人的意见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叶圣陶集》第23卷，30页）唯一不同意此一推论法的仅有梁漱溟。 第三个层面 周恩来的讲话与毛泽东的插话 9月1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讲话讳莫如深。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未收入这篇讲话。1988年发表的《梁漱溟与毛泽东》，还只说“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隐去了发言人的名字，但人们已猜到“有位中共领导人”指的是谁。1994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首次披露梁的《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下简称《事情》）一文，17日条下，记云：“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在1953年9月17日条下记述，针对梁漱溟11日发言，“追溯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虽然未提“一贯反动”字样，但进一步落实了周恩来曾有这次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这次周恩来讲话中的插话，梁漱溟回忆是3次，戴晴一文的记叙是4次，《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所载有13次之多，那是连同第二天（18日）梁再次发言时的插话，加在了一起。 第四个层面 “雅量”之争 这是这次事件高潮。什么是“雅量”？就是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的发言权。梁漱溟这次所争，除了发言权，还有申辩权，即申辩毛泽东用推论法（即无限上纲法）强加给他的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顶大帽子。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按这段话，《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3页）戴晴、郑直淑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较长，要点是下面梁漱溟说的一段话：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后来自悔孟浪，当众顶撞了主席，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自我检讨。上面未加催逼，梁也未曾实现检讨（郑大华《梁漱溟传》，442页）。但对“雅量”之争，似乎并无悔意。 第五个层面 起哄的人 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 叶圣陶1953年9月18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 梁漱溟《事情》：“18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见郑直淑文章。又王芸生在毛泽东批梁时曾插话作自我检讨。毛说：“我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炉灶的话。”这时王芸生腾地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过了片刻，毛泽东让王芸生坐下，然后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一道开伙嘛！”（见《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吴永良文，《书屋》2004年一期） 郑大华《梁漱溟传》：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 第六个层面 保持沉默的人 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 是非评说尚未了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撰写的《梁漱溟生平》悼词，一字未提1953年那次历史公案。据当年悼词起草者胡治安的回忆，悼词原有“一九五三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两句，经请示后，后一句改为“受到批评”。家属表示难以接受，梁的老友孙起孟、叶笃义也认为应恢复原话，双方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妥协一致同意干脆删去这两句话（见2004年1月8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采取模糊不提方法，免去左右为难。 这也说明这一公案是非难定，让它在历史时空中悬凝起来，留待后人评说。

梁晓声：论大学

大学是人类之一概文明的“反应堆”。
举凡人类文明的迄今成果，无一不在大学里有所反映并进行反应。
这里所言之“文明”一词，还包括有人类未有文明时期的地球现象以及宇宙现象；当然的，也就同时包含有对人类、对地球、对宇宙之未来现象的预测。
故在大学里，“文明”一词与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有
区别的，也是应当有区别的。后者是一个有限含意的词汇，而前者的含意几乎是无限的。相对论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所达到的非凡的超现实程度。而如此这般的非凡的超现实程度的能力，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之一种。
这里所言之“反应”一词，也远比词典中的解释要多意。它是排斥被动作为的。在这里，或曰在大学里，“反应”的词意一向体现为积极的，主动而且特别生动的意思。人类之一概文明，都会在大学这个“反应堆”上，被分门别类；被梳理总结；被解析研究；被鉴别；被扬弃；被诠释；被继承；被传播；被发展……
故，大学最是一个重视稳定的价值取向的地方。
故，稳定的价值取向之相对于大学，犹如地基之相对于大厦。
稳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科技成果，乃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稳定的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乃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
相对于自然科学，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的体现，通常是隐性的。但隐性的，却绝不等于可以没有。倘居然没有，即便自然科学，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学本身并不直接体现什么价值观，但化学人才既可以应用化学知识来制药，也可以来制毒品，还可以来制生化武器。
于是，化学之隐性的科学价值观，在具体的化学人才身上，体现为显性的人文价值观之结果。
制假药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化学专业能力，但那也还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学知识的人们所为的勾当。而那是具有稳定的人文价值的人所耻为的。
故稳定的价值观，在大学里，绝不可以被认为只有社会学科的学子们才应具有的。
故我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知识和教会技能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培养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的人才的地方。
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大学的关系，此点是决定性的一点。
首先，大学教师们自身应该是具有稳定价值观念的人。
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的品质。
因为在大学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能像文科教学一样每天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问题。有时体现于学子们的困惑和提问，有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反映到了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
为了达到一己之名利目的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吗？
大学文科师生每每会在课堂上共同遭遇这样的问题。
大学教师本身倘无稳定的做人的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给出对学子们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线之上（那样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有的人们那儿运用自如不觉为耻反觉得意）；倘虽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又令别人们只有吞咽苦水的份儿——这种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吗？
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其存疑竟已多年矣。
幸而在大学里且有一位前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在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很习惯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
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辈便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倘无几条终生恪守的德律，一个人是不会这么主张的。
倘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大学里，不这么主张的人远远多于这么主张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狱”这一句话，真的就接近着是“真理”了。那么，人来到世上，人生也由如此这般的“真理”所规定，热爱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我也听到过截然相反的主张。而且不是在社会上还是大学里。而且是由教师来对学生们说的。
其逻辑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根本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个“我”，都根本没有责任在顾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还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他人也是一个“我”，那个“我”的一概利益，当然只能由那个“我”自己去负责。导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强食也没有什么不好。由而强者更强，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于是社会得以长足进步……
这种主张，有时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张似乎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听来似乎的更为见解“深刻”，并且还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的极端渴望。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原则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泛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它不能使人类更进步是显然的。因而相对于人类，它是反“进化论”的。
我想，人类中的强者，与动物界的凶兽，当由人类评判出很不相同的方面才对。
陈晓明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解构主义研究深透。
据我所知，他在课堂上讲解构主义时，最后总是强调——有些事情，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那是不能一解了之的。归根到底，解构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非是终极目的。比如正义、平等、人道原则、和平愿望、仁爱情怀……等等。总而言之，奠定人类数千年文明的那些基石性的人文原则，它们是不可以用解构主义来进行瓦解的。也是任何其他的主义都瓦解不了的。像“进化论”一样，当谁企图以解构主义将人类社会的人文基石砸个稀巴烂，那么解构主义连一种学理研究的方法也都不配了，那个人自己也就同时什么都不是了……
像季羡林先生一样，我所了解的陈晓明教授，也是一个不但自己有做人原则，而且是一个对社会有理性主张的人。他的人文思想是他对社会的理性主张的基础。
我由是而极敬他的。我想，解构主义在他那儿，才是一门值得认真来听的课程。
又据我所知，解构主义在有的人士那儿，仿佛一把邪恶有力的锤。举凡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在其锤下一概粉碎，于是痛快。于是以其痛快，使学子痛快。却恰恰相反，丑陋邪恶在这样的人士那儿竟是不进行解构的。因为人类的社会，在他看来，仅剩下了丑陋邪恶那么一点“绝对真实”，而解构主义不解构“绝对真实”，只解构“一概的虚伪”。
我以为虚伪肯定是举不胜举的，也当然是令我们嫌恶的。但若世界的真相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在“绝对的真实”和“一概的虚伪”之间，屹立着那么几个“东方不败”的坚定不移的解构主义者的话，岂不是太不客观了吗？
当下传媒，竭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以媚大众，以愚大众。仿佛此种功用，乃传媒之第一功用似的。于是，据我所知，“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大学新闻课的内容。
报这一种传媒载体，出现在人类社会少说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广播已有了百余年历史；电视的普及已近半个世纪了——一个事实乃是，人类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个事实乃是，传媒对于这一种快速迈进的文明步伐，起到过和依然起到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其对社会时事的公开、公正、及时的报道功用以及监督和评论责任；其恢复历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过那些事件引发警世思考的使命，当是大学新闻专业不应避而不谈的课程。至于其娱乐公众的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对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也未见得便是什么学业损失。因为那等技巧，真好学的人，在大学校门以外反而比在大学里学会的还快，还全面。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即使不是取悦学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传媒专业与人文宗旨的关系比文学艺术更加紧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龙种而收获跳蚤，自然是悲哀。但若有意无意地播着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岂不必然？
大学讲虚无主义，倘老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满教室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一个学期结束了，师生比赛着似的以虚无的眼来看世界，以虚无的心来寻思人间，那么太对不起含辛茹苦地挣钱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们了！
大学里讲暴力美学，若讲来讲去，却没使学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无论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现象；当文学创作作为反映客体，为了削减其血腥残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艺术方法的再处理——倘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不明白，那还莫如干脆别讲。
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的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的美”的眼和心，我以为几近于是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福娄洛神父吧——倘讲来讲去，结论是福娄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丝美达拉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作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福娄洛吧？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襄·阿让，不就是和福娄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吗？
……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
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圃特征。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和宝贵思想，首先是在大学里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再次被肯定的过程。但是如果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大学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颠覆的比继承的更多，贬低的比提升的更多，使人越学越迷惘的比使人学了才明白点儿的更多，颓废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择手段有理的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更多，那么人类还办大学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学，我看到的情况似乎是——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
但是我又认为，据此点而责怪大学本身以及从教者们，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学龄前阶段就该由家长、家庭和大文化背景之正面影响来通力合作业已完成的。要求大学来补上非属大学的教育义务是荒唐的。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为的是强调这样一种感想，即——大学所面对的为数不少的学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受的普适而又必须的人文教育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学教育者对自己们的学理素养应有更高的要求。教小学有时比教大学还难；在大学里补小学教育的缺课更难。
我也认为，责怪我们的孩子们在成为大学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同样缺乏仁心。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太过可怜——他们小小年纪起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独生子女，肩负家长甚至家族的种种期望和寄托，孤独而又苦闷，压力之大令人心疼。毕业之后择业迷惘，四处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帮都帮不上，何忍苛求？
那么，对于大学，仅仅传授知识似乎已经不够。为国家计，为学子们长久的人生计，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培养学子们成为不但知识化了而又坚卓毅忍的人，岂非遂是使命

满清王朝覆亡的教训：林则徐是英雄还是罪人？

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臣，不仅是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仅仅是因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英雄。 　　
作者：亦忱 　　
你可欺骗所有人于一时； 　　
或欺骗部分人于永远； 　　
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 　　

前言 　　
中华民族走进近代历史的路径实在是令人不堪回首，而且在时过境迁之后因信史难觅，也确实难以真实地去追寻其歪斜的轨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部分秉笔直书的中外历史学家笔端，看到一些真实得令人发颤的屈辱、惨烈的壮举和蒙昧、昏聩的愚行。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愿意深入到近代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去探寻满清王朝走向毁灭的原因，只要你不是铁石心肠，要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心绝对会裂成碎片那样难受。 　　我读晚清史的体会，宛如读一部腐朽没落的豪门巨贾在其野蛮的先人杀人抢劫起家后，因为子孙后代跟不上世界文明潮流而败家毁业的历史。 　　满清覆亡之后近百年来，虽然继承其遗产的中华民族中一些不肖子孙，始终不敢真正直面这部糟糕的满清王朝败家毁业史，总想选择性遗忘这段历史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那几页，或刻意去曲解它所蕴涵的真正意义，不但讳言清廷君臣们耻辱与丢脸的过往行止，甚至于把这伙昏聩蒙昧的愚人所做的荒唐蠢举包装成光荣和英勇的经历。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一个当年世界上最大又相对最为落伍的民族后代，在对前辈耻辱和丢脸的历史进行文过饰非，其所产生的最大危害，无异于又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重蹈前辈的覆辙而铺就一条植满鲜花的歧路。 　　当跨入人类又一个新纪元，我也逐渐老去难以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做点什么实事的时候，再来回顾晚清覆亡的历史并以此展望中华民族在充满希望的新千年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常常会黯然神伤，感慨莫名。 　　
那是因为： 　　
我在为前人而哀伤； 　　
我在为今人而悲悯； 　　
我在为后人而忧惧。 　　
当然，最沉痛的是， 　　
我感到深陷在历史的泥潭中， 　　
而不可自拔的绝望。 　　
一、林则徐是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谈论晚清的历史，首先必谈林则徐，因为打开大清王朝毁灭大门的人，就是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凡对晚清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 1840 年代来临之际乃至更早些时候，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并满世界寻找殖民地的英国人，在与大清国贸易时，因其除了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外，并无太多适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手工艺品，由于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却可无限量外销西洋，所以，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自 1820 年代起，一直发生着高达每年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早就事实上难以为继。于是，歹毒的英国奸商遂挖空心思将在印度殖民地种植和提炼的鸦片，自乾隆、嘉庆时代起就开始返运给天朝的民众来享用，并使之上瘾而逐渐成为有购买力的烟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现在的香烟。 　　
平心而论，如果说英国人最初贩运鸦片是为获取和大清国继续贸易所急需的白银硬通货而出于无奈有某种合理性，可是，当他们从鸦片毒品交易中尝到暴利的甜头，而不顾鸦片对人的危害变本加厉向天朝倾销鸦片，使之成为众多天朝国民日常的消费品之后，则无疑是以国家为后台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贩毒之举。当这种由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满清基层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鸦片的不正常贸易开始危及满清统治为朝廷所高度重视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鸦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若再放任这种毒品毒害国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于是，到了 1838 年，彻底查禁鸦片无疑成了满清王朝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史载，在 1830 年代，广东等最早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并向内地蔓延，而且英国人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惊人的暴利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天朝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流失巨大而开始搅乱了大清国一大片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使国民的体质被鸦片所毒害，中国人开始以东亚病夫形象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到了 1830 年代的末期，满清因为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量竟高达每年 600 万两之巨，以致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满清王朝因为鸦片这种产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国腹地而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和国民体质危机。因之，查禁鸦片从广东下手，势在必然。于是，昏聩但却简朴的道光皇帝于 1838 年 12 月遴选了刚正清廉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这样由道光帝和钦差林则徐共同翻开了糟糕透顶的第一页。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 2 万多箱鸦片现货，于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祸害。 　　
虎门销烟之后，林钦差确实因此而获得举国赞誉，朝野认同，官声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林公没有高兴几个月，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从此，满清王朝便与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列强纠缠在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让华夏民族子孙事后揪心扼腕的历史悲剧和闹剧。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停战后于 1860 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条约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以致满清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货值一度竟高达进口货物的 60% 。此距林钦差禁烟也不过 20 余年。 　　
据历史记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越洋而来的舰队载着数千士兵，不用风帆浩浩荡荡结队溯长江呼啸而上，在两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观望下，长驱直入进抵南京时，蒙昧而又昏聩的满清王朝君臣们终于在领教了洋鬼子的厉害之后，遂于 1842 年 8月 29日与英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以赔钱割地并开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对林则徐革职贬谪新疆，而宣告了林钦差禁烟行动的彻底失败和大清朝闭关锁国历史的终结。随后，一些西方列强跟着英国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国人和天朝开战的战争红利，使清廷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则更是林钦差强力禁烟所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在大清和英国的战争爆发后，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达广州，此时，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也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就连几个当时天朝君臣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弹丸小国，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也结队而来叩开天朝的大门，他们不仅个个如愿以偿与清廷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清廷对神州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遂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事过 160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因鸦片贸易被清廷强制终止而起的战祸，追根溯源，林则徐无疑是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人一定早就从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和中国学校各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林则徐在满清王朝与英国鸦片商人的敌对行动中，因为对英商交涉态度强硬，行动果敢决绝，禁烟除恶务尽，乃至后来面对英军打上门来时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为极有民族气节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历代中国人所尊崇，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消弭这场鸦片战祸帮林则徐擦屁股，而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协让步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则作为卖国贼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老人对林则徐的眷顾也真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第一次鸦片战祸消弭之后，林则徐作为道光皇帝昏聩蒙昧决策的代罪羔羊，虽然丢官后被贬谪去了新疆，可是，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开始撼动清王朝的基座时，林大人再次获得的道光帝的召唤和启用，于1850年10月被授钦差大臣，却在奔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前线就任时病死于途中。死得正是时候的林大人，终于“毫无瑕疵”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成了近乎官场完人和道德楷模的历史人物，其“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中国自视高洁的历代政治家所践行。 　　在谈论林则徐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却每每喜欢执拗地假设历史。 　　我想，假如林则徐没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后死于随后兴起的太平军之手，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形象还会是这样高大吗？ 　　
我还想，如果说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数不可以假设，那他在钦差大臣任上禁烟时，除了采取强硬的销烟举措外难道就真的就没有其他利国利民而又免取战祸的选择吗？他如果在死去 150 年之后复活，让他再次做出选择，他还会那样决绝地再度“禁烟”吗？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会！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 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 9 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后果，完全无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强大的英帝国正在按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运转，英国国会的对华战争拨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不管人们现在对林则徐如何尊崇，无情的历史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无视英国鸦片商人及其背后的英国国家利益的暴力销烟行动，才招来了用现代化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军队，是林则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与先行进入人类文明新阶段的英国人打交道时，以落后文明的方式来草率处理有国家背景的商业纠纷才引发了祸国殃民的鸦片战争，从而陷大清朝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情的历史事实还表明，林则徐的昏聩蒙昧不光是表现在查禁鸦片的行动中，其在后来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也不是象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英明，其颟顸愚蠢一如那些清军著名的败将。史载，在林则徐的销烟举措招来英军，鸦片战争开打之际，林钦差曾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 1080 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 34 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钦差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舰对轰，而是横停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些愚蠢的假设报之以事后诸葛亮的嘲讽，但是，我劝哪些准备嘲讽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欧诸国当今在自己国内对毒品泛滥所进行的查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钦差的禁烟举措之荒唐和乖谬所言不虚。以当今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区区白粉对国民的毒害，尚要在国内尝试了种种先进禁毒手段之后，最终去缅甸的金三角和哥伦比亚丛林清除毒品生产的源头，并事先安顿好种植罂粟的烟农再来谈禁毒的问题。以此反观林则徐代表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来禁毒，其用专制政府一贯迷信的暴力手段来查禁鸦片，其必然的结局是，无论他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军队是否打上门来，这样的禁烟举措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仅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灭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别说满清王朝早在林钦差禁烟之前一百年就能够消灭鸦片对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参与毒品贸易的人赶尽杀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放任使用国家暴力的禁烟之举，其实是一个昏聩蒙昧的专制王朝的官员，不讲科学、不会外交、不认清形势、不顾国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鲁莽的愚蠢之举，其行为除了表明清廷禁绝鸦片的坚决态度并附带着给国家招来祸国殃民的战乱之外，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仅仅是以一个虎门销烟的简单举措就暴享民族英雄美名的蠢货。而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当我观看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以对林则徐无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摄的新版电影《鸦片战争》时，居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中国新世纪所再次面对的“禁烟”问题。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丧气和可悲的是，这回可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向我们贩毒，而是我们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开贩毒，竟然还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专卖。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时，每当我得知各大医院里因吸烟致病的亲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时，每当我想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官员们在点算着烟草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数字是百万、千万还是亿万，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因吸烟致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数倍于这一收入时，我除了对这个不争气、没长进的民族充满悲悯的情怀之外，总在匪夷所思地想这个问题：当刚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后代在当今世界又成了“吸烟”的冠军民族而再次面临“禁烟”问题时，他会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则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泪纵横，也一定会唉声叹气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临神州，他还会象当初那样决绝地“禁烟”吗？中国在这个新千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产另一位“禁烟”的民族英雄呢？ 　　
二、满清王朝为何只能搞出坏资本主义 　　
已故的旅居海外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不止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过：“清朝晚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按杨小凯的说法，它坏就坏在这一最要命的地方：“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 　　 　　 　　 　　晚清这种坏资本主义，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追逐一己的私利而官商勾结无所不为。它不仅造成了国家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而且，尤为糟糕的是，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中能产生高比率剩余价值的新兴产业，主要为官府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权阶级所把持，并按其既贪婪而又目光短浅的欲望组织生产，因而其生产力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提高。在这种坏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官权控制的新兴产业发展迟滞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西方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化，及事实上的高收入阶层累退的税收制度（即：越富有和越有权势的人纳税率越低)。 　　
中外历史学家常常惊异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的时间僵而不死。对此，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 Baechler 的名言： "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 " 　　
事实上，我们看欧洲的近代历史，就很容易发现，近代欧洲在政治上长期不统一，其实恰恰给欧洲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能够展开竞争的格局：即，欧洲那些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在近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国家制度竞争。正是有了这种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和统一的基督教文明背景，从而使近代欧洲成了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一块大陆，也使得欧洲诸国中有竞争力的国家制度有机会胜出，并很快被其他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创造性地模仿。 　　
在人类步入又一个新千年之际的前后十年间，欧洲十多个语言、民族、制度各异的国家能够和平地走向统一，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是过去的中国人所理解不了的，就是现在的中国人也是难以看懂的。对此，只要看看当今海峡两岸的纷争，大家也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看来，中国要面向未来，不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的国家制度因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被淘汰的原因进行剖析，所谓今后的国家制度改良就始终是缘木求鱼。 　　
我们知道， 18-19 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不仅其国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结构上全盘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制，而且还彻底地废除了清初原本实践了一段时间的诸如给吴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当时的中国，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种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实行的是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则是按仕农工商的序列实行重农抑商及所谓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学技术的自然经济政策。 　　
满清王朝用这种落后的国家制度统治中国，在西方正在兴起工业革命和代议制政治的时代，会产自然生长出一个世界强国吗？我绝对敢说，即使按当代某些中国人在一部歌颂康熙皇帝的电视剧中写的一句歌词，“向天再借 500 年”，让康熙皇帝来继续统治中国，这个国家虽然由他统治下，在发展停滞的世界中一度领先于全球而被首次来到神州的西方传教士们称羡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绝对专制王朝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大清王朝将依然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没落帝国。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务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主流历史学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史上和国家制度改革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导致这个富国强兵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非常简单：满清的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个运动以坚持满清王朝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它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自始至终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完全无视建立近代企业制度和公平市场的基本法则。 　　
洋务运动自身的悖论集中地表现在，政府垄断工业和其它新兴产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国家经济活动的裁判员，又是市场上的利益主体，并时时刻刻利用其裁判员的权力，目光短浅地去追求其在市场上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是否会因此而混乱不堪。晚清王朝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蓄意压制有前途的私人企业发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与满清的洋务运动相比，虽然起步较晚，却成效远远大于后者。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除了国家的宪法中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之外，不仅规定了国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盘西化”，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当时的日本政府，除了在国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没有私心地发挥公平司法，严格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从而，使国内的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维新期间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专利法，鼓励国民的创造发明，简化国民创办企业的审批手续和降低国民创业的门槛，使得私人企业有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就得以广泛在日本引进、发展和生根。 　　
反观晚清的洋务运动，其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从一开始就排斥私人企业，使私人企业难以获得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空间。我们从充斥于正史记载和民间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各级官吏的庇护，其中，胡雪岩发迹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以李鸿章搞的轮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开平矿务局 (1877 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 年) 为例。对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业，我们很难设想，其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运行机制，居然在制度层面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象李鸿章作为朝廷高官，又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当今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任命各级官员出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般无二。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近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总而言之，晚清这些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诸如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却没有近代私人企业的最低效率。 　　
但实事求是地说，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办企业，在随后清廷制定的经济制度规范下，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很多国营企业相比，到更像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 1904 年月 21 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 1905 年颁布公司登记法， 1906 年通过的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走上正道。如， 1904-1908 年国内私人企业就曾迅速发展，共有多达 272 家注册成立。无奈，晚清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发展趋势，最终却被清廷延缓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国初年的国家动乱所打断。 　　
公允地说，命运女神和历史老人其实给了满清王朝远多于日本的太多机会，让它赶上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清廷中那些蒙昧而又昏聩的君臣等一干蠢人，却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样的历史机遇。 　　
这样的腐朽没落王朝不走向毁灭，天理何在？！历史的正义何在？！